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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s、桌布拿出来重新摺过，每一块都摺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
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的走，那种，没有眼泪的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的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的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插好了的鲜花边，写着“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echo“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见罗！”“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的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喊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的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求婚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
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百~万\小!说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
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面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的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的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的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了上天冥冥的安排——在垦丁开始。
那个夜晚，当我终于和赖家的人，很自然又亲密的坐下来喝茶时，我捧着杯子，怯怯的问“你们真的决定不住这儿了？”
他们看上去伤感又欢欣。他们说，付了定金的那幢比较大，也有屋顶小楼和花园，他们决定了，很不舍，可是决定搬了。
“有没有买主了？这一幢？”
“有，还是你间接的朋友呢，说是林云大师的弟子，说你们见过面的。还有另外两家人也来看过了，刊登卖屋的广告是在《国语日报》上的——我们喜欢这份报。”
“那位我间接的朋友，付了定金没有？”我说。“这两天来付。”
“那我——那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三毛，我们绝对没有卖你房子的意思，我们只是请你来看一看，因为要搬家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很乱。一下子飞快的想了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给我四天的时间？可不可以向对方拖一拖？可不可以告诉我价格？可不可以——。”我急着问，他们好似很不安，怕我错会是向我卖房子似的。
那夜，告别了这家可爱可亲的人，想到垦丁的偶遇，想到那和和乐乐的家庭气氛，想到他们的教养和亲切，想到这份“和气”充满的屋子，想到这就是接着了一份好风水，想到那棵樱花树……我突然想哭。吹着台北市冷冷的夜风，我想，在这失去了丈夫的六年半里，在这世界上，居然还出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是活着的了。我还有爱——爱上了一幢小楼，这么一见钟情的爱上了它，心里隐隐的知道，里面没有后悔。
回到“名人世界”，我碰到了教钢琴的林老师，她热烈的招呼我，我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恍恍惚惚的对她微笑又微笑。
都夜深了，进了温馨的屋子，拿起电话来就往父母家里拨。接电话的是爸爸。
“爸爸，我有事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生没有求过你，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我越说越大声。
接电话的爸爸，突然听见这种电话，大概快吓死了。我猜，他一定以为我突然爆发出来要去结婚，不然什么事情会用这种口气呢？
“什么事？妹妹？”妈妈立即抢过了电话。
“妈妈——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我一定要它，妈妈，对不起，我要钱，我要钱……。”
“你慢慢讲啊——不要哭嘛——要不要我马上过来？你不要哭呀——。”
“一幢房子，有花的，我想要，妈妈，请你答应我——。”“看上了一幢房子？也不必急呀！明天你来了再讲嘛，电话里怎么讲呢？你这么一哭怎么睡觉呢？明天妈妈一定听你的，慢慢讲——”
“可是我的钱都在西班牙呀，妈妈，我要钱我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要钱大家可以想办法，你不要哭呀——。”
“那你一时也没有那么一笔钱，我们怎么办嘛！？”“你那么坚持，明天爸爸妈妈同你一起去看，是不是依伶、依缦家的那幢呢？”
“是——我要。你们看不看我都要定了，可以先去贷款，再叫西班牙银行汇过来，不然我——。”
“不要急嘛！吓死人了！你听话，不要激动，洗一个热水澡，快快去睡，明天——。”
“什么明天？妈妈，你亲眼看到的，我什么都没有真心要过，现在我要了而我一时没有你们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我急不急呢西班牙那边是定期的还要等期满，那我——。”“妹妹，你安静、安静，爸爸有存款，你不要急成这种样子，安静下来，去吃安眠药。爸爸这点钱还有，答应你，不要心乱，去睡觉。不过爸爸还是要去看过。”爸爸在分机讲话，我听见了，大声抽了一口气，说了一个“好”，又讲“对不起。”
“爸爸，你看那棵樱花，你看。”
爸爸站在赖家的小楼门口，探头向院子里看了一看，和蔼的说“看见了！看见了！”
他哪里看见什么花呢，他看见的是女儿在恋爱的一颗心。
爸爸妈妈初见赖老师、寿美、依缦。而依伶，因为送包心菜去过，是认识的。爸爸妈妈喜欢上了这家人。其实，两家人很像。
妈妈开始谈起一同去代书那儿办过户的事情，赖家的人，给了我一幢他们也是心爱的房子，那种表情，谦卑得好似对不起我似的。他们一定要减价，说是房子给了我。他们心里太快乐了。我们一定不肯他们减价，赖老师很坚持，不肯多讲，定要减。
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
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的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罗！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的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的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拚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的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划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看到一套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插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的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的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着涩的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插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扰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的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的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座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拚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
“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的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的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br />
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s、桌布拿出来重新摺过，每一块都摺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
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的走，那种，没有眼泪的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的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的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插好了的鲜花边，写着“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echo“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见罗！”“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的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喊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的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求婚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
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百~万\小!说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
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面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的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的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的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了上天冥冥的安排——在垦丁开始。
那个夜晚，当我终于和赖家的人，很自然又亲密的坐下来喝茶时，我捧着杯子，怯怯的问“你们真的决定不住这儿了？”
他们看上去伤感又欢欣。他们说，付了定金的那幢比较大，也有屋顶小楼和花园，他们决定了，很不舍，可是决定搬了。
“有没有买主了？这一幢？”
“有，还是你间接的朋友呢，说是林云大师的弟子，说你们见过面的。还有另外两家人也来看过了，刊登卖屋的广告是在《国语日报》上的——我们喜欢这份报。”
“那位我间接的朋友，付了定金没有？”我说。“这两天来付。”
“那我——那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三毛，我们绝对没有卖你房子的意思，我们只是请你来看一看，因为要搬家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很乱。一下子飞快的想了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给我四天的时间？可不可以向对方拖一拖？可不可以告诉我价格？可不可以——。”我急着问，他们好似很不安，怕我错会是向我卖房子似的。
那夜，告别了这家可爱可亲的人，想到垦丁的偶遇，想到那和和乐乐的家庭气氛，想到他们的教养和亲切，想到这份“和气”充满的屋子，想到这就是接着了一份好风水，想到那棵樱花树……我突然想哭。吹着台北市冷冷的夜风，我想，在这失去了丈夫的六年半里，在这世界上，居然还出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是活着的了。我还有爱——爱上了一幢小楼，这么一见钟情的爱上了它，心里隐隐的知道，里面没有后悔。
回到“名人世界”，我碰到了教钢琴的林老师，她热烈的招呼我，我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恍恍惚惚的对她微笑又微笑。
都夜深了，进了温馨的屋子，拿起电话来就往父母家里拨。接电话的是爸爸。
“爸爸，我有事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生没有求过你，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我越说越大声。
接电话的爸爸，突然听见这种电话，大概快吓死了。我猜，他一定以为我突然爆发出来要去结婚，不然什么事情会用这种口气呢？
“什么事？妹妹？”妈妈立即抢过了电话。
“妈妈——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我一定要它，妈妈，对不起，我要钱，我要钱……。”
“你慢慢讲啊——不要哭嘛——要不要我马上过来？你不要哭呀——。”
“一幢房子，有花的，我想要，妈妈，请你答应我——。”“看上了一幢房子？也不必急呀！明天你来了再讲嘛，电话里怎么讲呢？你这么一哭怎么睡觉呢？明天妈妈一定听你的，慢慢讲——”
“可是我的钱都在西班牙呀，妈妈，我要钱我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要钱大家可以想办法，你不要哭呀——。”
“那你一时也没有那么一笔钱，我们怎么办嘛！？”“你那么坚持，明天爸爸妈妈同你一起去看，是不是依伶、依缦家的那幢呢？”
“是——我要。你们看不看我都要定了，可以先去贷款，再叫西班牙银行汇过来，不然我——。”
“不要急嘛！吓死人了！你听话，不要激动，洗一个热水澡，快快去睡，明天——。”
“什么明天？妈妈，你亲眼看到的，我什么都没有真心要过，现在我要了而我一时没有你们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我急不急呢西班牙那边是定期的还要等期满，那我——。”“妹妹，你安静、安静，爸爸有存款，你不要急成这种样子，安静下来，去吃安眠药。爸爸这点钱还有，答应你，不要心乱，去睡觉。不过爸爸还是要去看过。”爸爸在分机讲话，我听见了，大声抽了一口气，说了一个“好”，又讲“对不起。”
“爸爸，你看那棵樱花，你看。”
爸爸站在赖家的小楼门口，探头向院子里看了一看，和蔼的说“看见了！看见了！”
他哪里看见什么花呢，他看见的是女儿在恋爱的一颗心。
爸爸妈妈初见赖老师、寿美、依缦。而依伶，因为送包心菜去过，是认识的。爸爸妈妈喜欢上了这家人。其实，两家人很像。
妈妈开始谈起一同去代书那儿办过户的事情，赖家的人，给了我一幢他们也是心爱的房子，那种表情，谦卑得好似对不起我似的。他们一定要减价，说是房子给了我。他们心里太快乐了。我们一定不肯他们减价，赖老师很坚持，不肯多讲，定要减。
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
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的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罗！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的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的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拚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的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划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看到一套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插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的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的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着涩的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插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扰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的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的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座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拚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
“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的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的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