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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止。)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底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底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底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底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底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底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底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底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底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底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居正底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底祖先,是太祖底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书牍十)大致即指此。关保底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底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底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方言》【讠寋】、吃也,謇子二字出此。)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底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底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间里。(书牍三《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底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底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底宏愿,作为自己底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釴镇字东湖,是居正底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釴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见王世贞《首辅传》。周圣楷《楚宝·张居正传》、《观澜公行略》、《文忠公行实》皆讳其事。)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底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观澜公行略》)其因在此。张镇底豪爽放浪,在居正底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于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人底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罢!”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底“学问”不够。居正说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四十年的读书,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底不就绳墨,这正是他底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莫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底儿于,也正是张居正底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底出生。居正底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底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底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底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
    大人物底怀孕和出生,照例有许多传说。据说居正底母亲,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一直连到天上,接后一个青衣童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从天上慢慢地下来,在房间里绕床尽转,于是赵氏怀妊了。这个大约是居正大贵以后,他底母亲编出来的,以后透过自我催眠的作用,本人竟信以为真了。这正是知识不健全的乡间妇女常有的事。敬修《文忠公行实》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好象也认为贵征。这大致不会假的。本来在妊十月,虽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个强壮的少妇,第一次怀妊期常会加长,这是每个医生知道的事实。
    敬修还指出两个梦。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张镇梦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满屋子。张镇惊惶的了不得,问奴辈道“那儿来这许多水?”奴辈说“水是从张少保底地里流出的呀。”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
    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但是小的时候,名为白圭,这是“謇子”因为他底幻梦,给他起名的结果。白圭只是白龟底谐音。嘉靖十五年,居正考生员的时候,荆州府知府李士翱看见居正,认为白圭两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
    居正底家庭,只是一个寒伧的家庭。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假自京回籍,上徐阶书说起“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万历中与王世贞书也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书牍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八》)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但是他存心要挣脱这个环境底约束。本来明太祖是从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物,这便给他一种启示。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说“至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恢;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阎巷之士,化为望族。”(文集八)这篇文章,大约作于嘉靖三十七年,其时居正是翰林院编修,正在准备国家的重用。
    不过即在居正小时,张家经济状况方面,已经改进了,有奴,有|乳|媼,总是绰有余裕的形态。居正二岁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是一个聪明孩子。一天他的同堂叔父龙湫(张镇一子文明,即观澜公。《行实》称世父龙湫公,似非文明兄弟。)正在读孟子,居正在旁,龙湫和他开顽笑道“孩子,不要夸聪明了,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本领。”又过了几天,龙湫读书的时候,|乳|母和居正又来了。龙湫把居正抱在膝上,要他认“王曰”二字,居正居然认识。因此得到神童的名称。五岁居正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大义,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
    嘉靖十五年,居正十二岁,在荆州府投考。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一个十二岁的孩于。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细一看,正是梦中所见,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荆州府考过以后,湖广学政田顼来了。李士翱见到田顼,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试题是“南郡奇童赋”,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的了不得。这年居正补府学生。(《明史·张居正传》称十五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大致就在次年发生居正和辽嗣王宪【火节】中间的一段故事。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二十六年改封辽王。起初辽王府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张镇为辽府护卫,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这是庄王致格。次年庄王妾生子宪【火节】,正和居正同年。致格是一个多病的人,府中大小一切,都由王妃毛氏管理。毛妃有主张,有办法,在当时很有声望。嘉靖十六年,庄王死了,宪【火节】因为还在丧服中间,当然不能袭封,而且年龄很小,所以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毛妃看到宪【火节】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但是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了。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赐食,吩咐宪【火节】坐在下面。毛妃对宪【火节】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宪【火节】充满了惭愤,但是没有发作。他和居正,从此成为相识,但是在友谊的后面,深深地滋长了仇恨。
    居正十三岁的这一年,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这次要是试中,便是举人了。诗集留下两首最早的作品,录一首于此。
    题竹(十三岁应试作于楚王孙园亭)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
    这首诗很幼稚,也不象应试的格式。大致这时居正底声名,在湖广已经很大,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底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
    顾璘,应天府上元县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和同县陈沂、王韦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入宝应朱应登,称为四大家。(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四》。)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销,这是对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炼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底事,一切请你斟酌罢。”这次居正底考卷,很得湖广按察金事陈束底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底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有录取。这件事对于居正发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居正对于顾璘,始终感激。委实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要是居正就在这年中举,不过早了三年,以后也许在湖广添一个唐寅那样的人物,而一生的事业,便会在诗酒风流中消逝。他自己也曾说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日,“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再应乡试,这次居然中式。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很年轻了。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璘很高兴,把自己底犀带赠给他,说道“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底错误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其实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毕竟还以为太早。
    就在这年,辽嗣王宪【火节】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居正底发达,当然会加重母妃底督责,也增添宪【火节】底惭愤。一切的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底身上。据说宪【火节】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正得开怀畅饮。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实喝不下了,宪强还要他喝。最后,张镇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宪【火节】中间,又添了一件大仇,然而表面一切,还是非常的亲近。居正底曾祖“謇子”,大致已经死了,没有看到居正底发达。
    居正乡试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不可考。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底原因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勒文场,夺标艺苑也。(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居正会试时,座主是孙承恩、张治,因为他考《礼记》,所以他底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吴维岳。进土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同科还有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幸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底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底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底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底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底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底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忬,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底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底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底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底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秘书内阁底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底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底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底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底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底尊严,所以他们底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底信任,所以斗争底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底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篙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底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象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底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底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底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底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底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撅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嘉靖十九年,改总制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绩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底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岤,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前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蒿,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底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底奏疏交兵部议复。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复,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赉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据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诏斥责兵部,同时策励曾铣道“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本兵乃久之始复,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若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但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这一道诏书,正是夏言底手拟。
    夏言底岳父苏纲,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里,称道曾铣,首辅与边臣同心,要立千载一时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张居正中进士两个月以后,曾铣再在陕西发动战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一切正在做大举底准备。十一月曾铣连同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决定收复河套。世宗还是说“卿等既已详酌,即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夏言、曾铣都准备立功。
    但是暴风雨来了。严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机会,忽然一天世宗手诏辅臣“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这是犹豫,犹豫底后面便是动摇。机会毕竟来了。严嵩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立刻说河套决不可复。夏言质问严嵩为什么不早说,要是有异议,就不应当迟到现在。在夏言盛气凌人底习惯里,这是常事。但是世宗底个性,比夏言还要强,于是从夏言和严嵩底对立,突变为世宗和夏言底对立。严嵩再上疏认为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皇帝底暴怒,是没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一面逮捕曾铣入京,政府官吏主张复套者一概罚俸。最后曾铣竟因交结近侍底罪名弃市,夏言则因为苏纲和曾铣同乡的关系,被诬为由苏纲居间,受曾铣赃贿,也在十月间弃市。从此河套永远受着鞑靼骑士底蹂躏,却葬送了一个内阁大学土,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严嵩复为首辅,再在那半清客、半权臣底局面下,维持十五年的政权。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对于整个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对于实际的政治,不负任何职任,只是在优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这里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讨诗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里研讨朝章国故。文学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养。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给以一种正确的估价,我们不能不承认翰林院底成绩,同样地,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细考察为什么在许多昏君庸主下面,还能维持二百七十余年的存在,我们对于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底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居正底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在夏言和严嵩底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居正和严嵩底关系怎样,我们没有切实的把握;但是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事实上居正和严嵩是不会不发生关系的。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居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书牍一《与分宜尹》)可见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居正在那里揣摹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盘据河套、随时领导鞑靼骑士向陕西出击的时候,他底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东北部不断地进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进犯大同,九月进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这时夏言、曾铣久已罢职了,严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底进攻,完全是夏言、曾铣计划收复河套的结果,再给与世宗以一种新的刺激。其后二人底被杀,便在九月间决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侵,进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和俺答大战;宣大总督翁万达也向敌人进攻,居然杀了五十五个鞑靼骑士算是数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义上,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例赐编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编修了,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有《论时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閼之病一。他说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j贪滛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玷用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还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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