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第一小说网www.diYishU.Cc】，大奉打更人最新章节无弹窗免费阅读！
“市委派出工作组来厂领导工作。工作组一进厂，就把所有的当权派都关进了牛棚，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保护起来；那时正在建厂，主要任务是设计，技术科是个大科，有五十多人，科长被关进牛棚，总得有人管事儿吧，工作组对我们科里又不熟，就叫我们自己选，大家都选我。我又不是党员，又不是班组长，给个什么名称好呢？就叫“学习辅导员”吧。听起来不是个官，只是个员，可是这个职称真不小，还能辅导全科的学习。没办法，全科学习最好的就是我，技术上我也是提卯子的，你说他们不选我选谁？工作组也没话说，查了档案，知道我出身不好，只有暗中派了两名团员监督我，以防我有什么不当言行。
“你怎么知道的？”洛雁好奇。
“那是后来，工作组也被打倒了，那两位监视我的团员跟我讲的。其实我是踩在刀尖上跳舞，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不久，风潮如洪水一般，席卷而来，不到三天就卷进了黄龙湾，我们厂也要成立组织，工作组已经在定制红袖箍了。我肯定没戏，听说红五类子女才能够参加组织。我只要领不到红袖箍，我就被划入另类，打入另册，还什么‘学习辅导员’呢，恐怕要作革命的对象了，可能跟那些蹲牛棚的人也差不了多少了。你看，人生的起伏真是瞬息万变，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一天，我正在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画宣传的时候，工作组的小袁在下面喊我，他拿一根长竹竿挑着一个红袖箍向我递来，我伏下身去拘上来。我的天哪！是个红袖箍。金黄色的草体字映入我的眼帘，我的眼泪流出来啦，我真地哭了，你知道过去得了皇上赐给的黄马褂是什么心情吗？我就是那心情。
“发了红袖箍就要成立组织啊，工作组给起的名字，就叫‘黄龙湾兵团’，各科室、各车间要成立战斗队。设计科当然是选我当队长，因为我有红袖箍了，就说明政审通过了。各个战斗队的队长集中在一起，选举兵团长，当然一致选我，全厂谁不认识我，站在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画宣传画的家伙，还是全厂最大的科室，负责全厂设计的，不选我选谁？这是工作组始料未及的。再说我表现也不错啊，为了鼓励我，作为奖赏，网开一面，给个红袖箍，给条出路嘛；谁知这一给出路却放进来一条大鱼，一下就登顶了第一把交椅。既然木已成舟，米已成饭，也无法反悔了，只有加强监督，别干出出格的事来，于是又选择了两名团员，负责监督我的一举一动，有所发现，立即向工作组汇报。
洛雁颇有感触地说：“党的政策是对的，对于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就是应该加强管制，一不小心就钻进全厂一把手的位置，再不小心，也许钻进中央也未可知呢！”
“你说错了，越是出身不好的人，越是胆小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当上兵团长，我在想，这个兵团长该怎么当呢。以前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从未管过人，哪里会当兵团长呢？”
“你不是管着我呢吗？”
“我管过你吗？”
洛雁认真想了想：“还真没管过，一切靠自觉嘛。”
“其实也不用我想干什么，事情会自己找上门的。一天，我正在看‘两报一刊’的社论。一个兵团战士跑进来：‘兵团长，不好了，他们在抄家哪！’我立刻和那个战士一起到了事发现场，看见我们的团员正在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在破四旧呢；凡是印有花鸟鱼虫、古代人物的被褥、毯子、床单、衣物等，一律没收；凡是古董、瓷器、花瓶、摆件，坛坛罐罐通通地抬走。
“我一看，这还得了，有些广东、上海来的老技术人员、老职工家里，除了这些四旧，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我就跟那些领头的说：他们家是从广东来的，你把他们的东西都收走了叫他们用什么？物主也眼巴巴地望着我，希望我会下令，手下留情。抄家的人看我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也失去继续搜寻的兴趣，便草草收兵了。
“他们抄来的东西还是不敢往家里拿，都老老实实地抬到设计科办公室，摆在那些办公桌上。我们的办公室很大，五十多张办公桌，摆得满满的，像展览会一样。科里的同事都在一件一件地欣赏，“咂咂”称赞。这些技术员都是大学毕业，有文化，看得懂，哪些是清朝的，哪些是明朝的？哪些是元朝的，哪些是康熙、雍正、乾隆的。我也不认识，也没空儿去细看，我只知道“成物不可毁坏”，这些都是古董，不能砸，砸了可惜。第二天贴个告示，请物主前来开会。
“会上我讲了‘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意义，但是考虑到那些都是日常家用物品，还是大家拿回去自己处理吧！于是大家都用带来的包袱皮、床单、提篮等，把自家的东西抱了回去。这时就听背后有人传说我反动。管你怎么说，大不了我不干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又有人来报告：‘他们在揪斗了’。我想这些人也太放肆了，不请示、不汇报，想干啥就干啥，完全没把我这个兵团长放在眼里，太无组织无纪律了，这不叫我很被动吗？怎么批、怎么斗、怎么定论、怎么收尾？我都不知道，这不是瞎胡闹吗？我跟着报告人来到现场，一看，从厂长、书记到科长、主任站了一大排，都比我官大。后面还跟着一串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都比我的成份高。我就找到领头的问：你打算怎么办？批呗！怎么批？愿意怎么批怎么批，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我说：好，你继续吧！他说：你来了当然是你主持了，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我说你这次行动兵团总部没讨论、没布置，属于非法，请你把队伍解散！他朝我瞪了瞪眼睛，把头一甩，走了。于是我就宣布：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
洛雁说：“你这不是挺会当官儿的吗？”
“那几个发动者回去以后，准备贴大字报，公示我的十大罪状。当然免不了是：家庭出身不好、混入组织内部、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等等。
“我颇有感触，所谓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说你好，可以列出十大功劳，说你坏，可以列出十大罪状，很容易的。我确实干不了这个。我的思想指导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面的社论，每篇必读；可是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混乱，因为这些社论本身就在变，我想我还是别玩这个，这不是我该玩的。我得想个办法，把‘兵团长’这个壳脱掉，否则，早晚要大祸临头。
“还没等他们几个把十大罪状凑齐，武斗的烈火就燃烧起来了。全国武斗最凶的城市就是四川重庆。重庆是三线建设的大本营，海陆空各种武器都造。飞机、坦克、大炮、军舰、枪械、子弹，应有尽有，贮藏丰富。这都是给“帝修反”准备的，现在拿出来锻炼小将们；打得最严重的那天，只听见重庆市一片‘轰轰’声，子弹、炮弹的爆炸分不出个数，长江两岸对轰，军舰也参战了，坦克也参战了，足足轰鸣了三天三夜。就是飞机没有参战，机场守卫得太严了。再说，飞机也不是想开就能开的，小将们也没练过开飞机呀。不过有一点要解释，炮弹都没有装引信，要不然还不把重庆炸到天上！这也不是打帝修反，只不过是自家兄弟打着玩的，过过枪瘾而已。
“重庆炮声刚落，双方就开始抢地盘了。一股造反派往黄龙湾方向打，一股造反派往凤凰山方向打。消灭的目标就是兵团组织，说兵团是市委的御用组织，是保皇派。于是我们兵团团部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抵抗还是投降？抵抗肯定是不行的，咱们也没枪、没炮，人家还有坦克哪！投降也不行，他们也不遵守国际法，国际法在国内也不通行。再说，子弹又不长眼睛，遭误伤了怎么办？听说还有两天就要打到黄龙湾来，现在已经有人在逃了。对，逃，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们逃吧！于是决议下来了，逃。马上拟了一份宣告：‘黄龙湾兵团为了避免武斗，以防伤及无辜，从即日起，宣布解散！’”
“好玩儿！”洛雁说：“你讲的怎么和书上讲的不一样呢？”
“书上讲的是正史，我讲的是野史，是亲身体验。你喜欢看‘三国志’呢，还是看‘三国演义’？”
“当然是三国演义了。”
“还是的。”
“三国演义是加油添醋了的！”洛雁拿眼睛斜张工。
“‘三国演义’用的是加法，我用的是减法，当然不如‘三国演义’好听。”
“后来呢，后来你们逃了吗？”
“当然逃了，尤其是我，当过兵团长的人是主要目标，捉贼先捉头儿哇！真地抓了去，嘣了，多怨哪！又不算烈士。”
“要是真嘣了，就没人讲故事了。”洛雁在‘插科打诨’。
“当晚，我登上船，一船到了重庆。到了重庆怎么办，回大连吗？不行，家里很穷，养不起我，我又没有积蓄。”
“你们家，不是资本家吗？”洛雁问。
“所以很穷。弟弟、妹妹们都考不上大学，主要是出身，其次是经济。就靠我大弟一个人扛大包的工资生活，三个妹妹都是下乡知青，父亲被赶回山东老家，监督劳动。”
“为什么？”
“那时候大学教授都下乡改造，资本家能放在城里吃闲饭吗？我还每个月往山东老家寄口粮钱；我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钱？他说五块钱就行。想当初我提出要住读，也是跟他要五块钱一个月，他不答应，真是现世现报。我想人也不能光吃口粮，还有其它的开销零用，就给他寄十块钱。不敢多寄，寄多了老家的人反映上去，传到我们厂里，我又要多一条罪状，和资本家划不清界线。他在老家辈分高，人缘也好，乡亲们都很照顾他，看他一个老人，七十多岁了，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有一对年轻夫妇下田种地，孩子才一岁，没人带，就请他帮忙带孩子，管他三顿饭。那时三顿饭是多大一笔收入，可是他省下口粮还是一包一包，往大连寄，还是忘不了他那个家。”
“废话，自己的老婆孩子能不管吗？”洛雁说。
“我最恨资本家，他为什么非当资本家不可呢，当个工人不行吗？就是当个伙计也好呀；他十三岁闯关东，当学徒，非得向上巴结，当了个掌柜的。这下可好，害了我们全家姊妹几个，又害了他自己。我暗下决心，如果有下辈子，我也决不当资本家，我要当一个工人，响铛铛的工人阶级，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了。还好，我姐姐不是资本家出身，她是中农出身。”
“为什么？你们家可真怪，一个家庭两种出身。”洛雁奇怪地问。
“我姐姐十六岁那年，实在忍受不了继母的虐待，一天，天不亮，就夹着包袱逃出了家门，在几个亲戚的掩护下，坐上风船，回了山东老家，当上了八路军。山东解放以后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当了一名文化教员；她说营长、团长见了她都要打立正，喊张老师好。后来要结婚的时候，部队要进行政治审查。因为我姐夫是营级干部，我姐姐是连级干部，部队里要对营级干部的配偶进行政审，就派了两名干部到大连去外调。一调查，我父亲是资本家，这可糟了，怎么办，宁可拆座庙，不拆一桩婚，乌营长是多好的人哪，是战斗英雄，是守边模范，经常上解放军画报，骑着高头大马，戴着望远镜，挎着盒子枪，威武英俊；张教员是多好的一位姑娘，师里的干部人人夸，人人尊敬。就这样把两个人拆散了？真地不忍心。再说了，她爸爸那个厂，叫个什么厂？低矮的厂房，破烂的围墙，几台木制机器，六七个工人。他们去的时候，父亲正在浆线，满屋子的蒸汽，一身的大汗，什么资本家，最多是个小作坊主。可是没办法呀，咱们俩只要是按实反映，不用说，这桩婚事准吹。解放军两位干部的婚姻与她父亲有什么关系。怎么办，得想个办法挽救一下呀。听说张玉冰是十六岁的时候不堪继母虐待，逃出去的。应该是断了关系的，对，咱们到山东老家去看看，如果老家是地主、富农，这事就算完了，神仙都救不了。结果到老家一看，也很穷，三间瓦房，爷爷、奶奶住着，两位老人都参加劳动，还有一间厢屋，是间磨房，土坯搭的，以前是我亲妈住的地方，亲妈生前就在这里，像馿一样的，推磨、拉碾子。两个外调干部到村上了解了一下，村长说，他家生活不怎的，都是自己劳动，从来没雇过人，只是三儿子寄点钱回来，顶多算个中农吧，再说张玉冰是十六岁逃出来的，这个乡亲们都知道，要算也只能算她老家的成分。于是村长就给出了个证明，二人拿回去交差去了。”
“你怎么不找组织上说说呢？你姐姐是中农出身，你也应该是中农出身。”洛雁说。
“你傻呀，那不等于检举揭发呀，把我姐姐再重新调查审核，把成份改回资本家，判他们两口子离婚？人家外调的两个同志冒那么大的风险，成全我姐姐，结果叫她亲弟弟给告了，我还是人吗？能跑一个算一个，跑不了的算倒霉！”
“那倒也是，我咋就没想到呢？”洛雁说。
“讲到哪儿了？”
“你要到内蒙。”
“对，我从八岁离开家，再就没见过我姐姐，有一次她跑到牡丹江化工学院去看我，就站在校门口谈了半个小时的话，送给我一包她在部队攒下的手套、袜子和一双军用大皮鞋。她也没钱，据说当兵的每月五块钱津贴，还不够她跑牡丹江的路费呢！
“这多少年没见了，趁这么好的机会，到内蒙去看看她们多好！我姐夫是团级干部，我姐姐是营级干部，军官工资高，他们养得起我。”
“市委派出工作组来厂领导工作。工作组一进厂，就把所有的当权派都关进了牛棚，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保护起来；那时正在建厂，主要任务是设计，技术科是个大科，有五十多人，科长被关进牛棚，总得有人管事儿吧，工作组对我们科里又不熟，就叫我们自己选，大家都选我。我又不是党员，又不是班组长，给个什么名称好呢？就叫“学习辅导员”吧。听起来不是个官，只是个员，可是这个职称真不小，还能辅导全科的学习。没办法，全科学习最好的就是我，技术上我也是提卯子的，你说他们不选我选谁？工作组也没话说，查了档案，知道我出身不好，只有暗中派了两名团员监督我，以防我有什么不当言行。
“你怎么知道的？”洛雁好奇。
“那是后来，工作组也被打倒了，那两位监视我的团员跟我讲的。其实我是踩在刀尖上跳舞，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不久，风潮如洪水一般，席卷而来，不到三天就卷进了黄龙湾，我们厂也要成立组织，工作组已经在定制红袖箍了。我肯定没戏，听说红五类子女才能够参加组织。我只要领不到红袖箍，我就被划入另类，打入另册，还什么‘学习辅导员’呢，恐怕要作革命的对象了，可能跟那些蹲牛棚的人也差不了多少了。你看，人生的起伏真是瞬息万变，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一天，我正在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画宣传的时候，工作组的小袁在下面喊我，他拿一根长竹竿挑着一个红袖箍向我递来，我伏下身去拘上来。我的天哪！是个红袖箍。金黄色的草体字映入我的眼帘，我的眼泪流出来啦，我真地哭了，你知道过去得了皇上赐给的黄马褂是什么心情吗？我就是那心情。
“发了红袖箍就要成立组织啊，工作组给起的名字，就叫‘黄龙湾兵团’，各科室、各车间要成立战斗队。设计科当然是选我当队长，因为我有红袖箍了，就说明政审通过了。各个战斗队的队长集中在一起，选举兵团长，当然一致选我，全厂谁不认识我，站在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画宣传画的家伙，还是全厂最大的科室，负责全厂设计的，不选我选谁？这是工作组始料未及的。再说我表现也不错啊，为了鼓励我，作为奖赏，网开一面，给个红袖箍，给条出路嘛；谁知这一给出路却放进来一条大鱼，一下就登顶了第一把交椅。既然木已成舟，米已成饭，也无法反悔了，只有加强监督，别干出出格的事来，于是又选择了两名团员，负责监督我的一举一动，有所发现，立即向工作组汇报。
洛雁颇有感触地说：“党的政策是对的，对于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就是应该加强管制，一不小心就钻进全厂一把手的位置，再不小心，也许钻进中央也未可知呢！”
“你说错了，越是出身不好的人，越是胆小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当上兵团长，我在想，这个兵团长该怎么当呢。以前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从未管过人，哪里会当兵团长呢？”
“你不是管着我呢吗？”
“我管过你吗？”
洛雁认真想了想：“还真没管过，一切靠自觉嘛。”
“其实也不用我想干什么，事情会自己找上门的。一天，我正在看‘两报一刊’的社论。一个兵团战士跑进来：‘兵团长，不好了，他们在抄家哪！’我立刻和那个战士一起到了事发现场，看见我们的团员正在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在破四旧呢；凡是印有花鸟鱼虫、古代人物的被褥、毯子、床单、衣物等，一律没收；凡是古董、瓷器、花瓶、摆件，坛坛罐罐通通地抬走。
“我一看，这还得了，有些广东、上海来的老技术人员、老职工家里，除了这些四旧，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我就跟那些领头的说：他们家是从广东来的，你把他们的东西都收走了叫他们用什么？物主也眼巴巴地望着我，希望我会下令，手下留情。抄家的人看我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也失去继续搜寻的兴趣，便草草收兵了。
“他们抄来的东西还是不敢往家里拿，都老老实实地抬到设计科办公室，摆在那些办公桌上。我们的办公室很大，五十多张办公桌，摆得满满的，像展览会一样。科里的同事都在一件一件地欣赏，“咂咂”称赞。这些技术员都是大学毕业，有文化，看得懂，哪些是清朝的，哪些是明朝的？哪些是元朝的，哪些是康熙、雍正、乾隆的。我也不认识，也没空儿去细看，我只知道“成物不可毁坏”，这些都是古董，不能砸，砸了可惜。第二天贴个告示，请物主前来开会。
“会上我讲了‘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意义，但是考虑到那些都是日常家用物品，还是大家拿回去自己处理吧！于是大家都用带来的包袱皮、床单、提篮等，把自家的东西抱了回去。这时就听背后有人传说我反动。管你怎么说，大不了我不干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又有人来报告：‘他们在揪斗了’。我想这些人也太放肆了，不请示、不汇报，想干啥就干啥，完全没把我这个兵团长放在眼里，太无组织无纪律了，这不叫我很被动吗？怎么批、怎么斗、怎么定论、怎么收尾？我都不知道，这不是瞎胡闹吗？我跟着报告人来到现场，一看，从厂长、书记到科长、主任站了一大排，都比我官大。后面还跟着一串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都比我的成份高。我就找到领头的问：你打算怎么办？批呗！怎么批？愿意怎么批怎么批，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我说：好，你继续吧！他说：你来了当然是你主持了，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我说你这次行动兵团总部没讨论、没布置，属于非法，请你把队伍解散！他朝我瞪了瞪眼睛，把头一甩，走了。于是我就宣布：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
洛雁说：“你这不是挺会当官儿的吗？”
“那几个发动者回去以后，准备贴大字报，公示我的十大罪状。当然免不了是：家庭出身不好、混入组织内部、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等等。
“我颇有感触，所谓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说你好，可以列出十大功劳，说你坏，可以列出十大罪状，很容易的。我确实干不了这个。我的思想指导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面的社论，每篇必读；可是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混乱，因为这些社论本身就在变，我想我还是别玩这个，这不是我该玩的。我得想个办法，把‘兵团长’这个壳脱掉，否则，早晚要大祸临头。
“还没等他们几个把十大罪状凑齐，武斗的烈火就燃烧起来了。全国武斗最凶的城市就是四川重庆。重庆是三线建设的大本营，海陆空各种武器都造。飞机、坦克、大炮、军舰、枪械、子弹，应有尽有，贮藏丰富。这都是给“帝修反”准备的，现在拿出来锻炼小将们；打得最严重的那天，只听见重庆市一片‘轰轰’声，子弹、炮弹的爆炸分不出个数，长江两岸对轰，军舰也参战了，坦克也参战了，足足轰鸣了三天三夜。就是飞机没有参战，机场守卫得太严了。再说，飞机也不是想开就能开的，小将们也没练过开飞机呀。不过有一点要解释，炮弹都没有装引信，要不然还不把重庆炸到天上！这也不是打帝修反，只不过是自家兄弟打着玩的，过过枪瘾而已。
“重庆炮声刚落，双方就开始抢地盘了。一股造反派往黄龙湾方向打，一股造反派往凤凰山方向打。消灭的目标就是兵团组织，说兵团是市委的御用组织，是保皇派。于是我们兵团团部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抵抗还是投降？抵抗肯定是不行的，咱们也没枪、没炮，人家还有坦克哪！投降也不行，他们也不遵守国际法，国际法在国内也不通行。再说，子弹又不长眼睛，遭误伤了怎么办？听说还有两天就要打到黄龙湾来，现在已经有人在逃了。对，逃，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们逃吧！于是决议下来了，逃。马上拟了一份宣告：‘黄龙湾兵团为了避免武斗，以防伤及无辜，从即日起，宣布解散！’”
“好玩儿！”洛雁说：“你讲的怎么和书上讲的不一样呢？”
“书上讲的是正史，我讲的是野史，是亲身体验。你喜欢看‘三国志’呢，还是看‘三国演义’？”
“当然是三国演义了。”
“还是的。”
“三国演义是加油添醋了的！”洛雁拿眼睛斜张工。
“‘三国演义’用的是加法，我用的是减法，当然不如‘三国演义’好听。”
“后来呢，后来你们逃了吗？”
“当然逃了，尤其是我，当过兵团长的人是主要目标，捉贼先捉头儿哇！真地抓了去，嘣了，多怨哪！又不算烈士。”
“要是真嘣了，就没人讲故事了。”洛雁在‘插科打诨’。
“当晚，我登上船，一船到了重庆。到了重庆怎么办，回大连吗？不行，家里很穷，养不起我，我又没有积蓄。”
“你们家，不是资本家吗？”洛雁问。
“所以很穷。弟弟、妹妹们都考不上大学，主要是出身，其次是经济。就靠我大弟一个人扛大包的工资生活，三个妹妹都是下乡知青，父亲被赶回山东老家，监督劳动。”
“为什么？”
“那时候大学教授都下乡改造，资本家能放在城里吃闲饭吗？我还每个月往山东老家寄口粮钱；我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钱？他说五块钱就行。想当初我提出要住读，也是跟他要五块钱一个月，他不答应，真是现世现报。我想人也不能光吃口粮，还有其它的开销零用，就给他寄十块钱。不敢多寄，寄多了老家的人反映上去，传到我们厂里，我又要多一条罪状，和资本家划不清界线。他在老家辈分高，人缘也好，乡亲们都很照顾他，看他一个老人，七十多岁了，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有一对年轻夫妇下田种地，孩子才一岁，没人带，就请他帮忙带孩子，管他三顿饭。那时三顿饭是多大一笔收入，可是他省下口粮还是一包一包，往大连寄，还是忘不了他那个家。”
“废话，自己的老婆孩子能不管吗？”洛雁说。
“我最恨资本家，他为什么非当资本家不可呢，当个工人不行吗？就是当个伙计也好呀；他十三岁闯关东，当学徒，非得向上巴结，当了个掌柜的。这下可好，害了我们全家姊妹几个，又害了他自己。我暗下决心，如果有下辈子，我也决不当资本家，我要当一个工人，响铛铛的工人阶级，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了。还好，我姐姐不是资本家出身，她是中农出身。”
“为什么？你们家可真怪，一个家庭两种出身。”洛雁奇怪地问。
“我姐姐十六岁那年，实在忍受不了继母的虐待，一天，天不亮，就夹着包袱逃出了家门，在几个亲戚的掩护下，坐上风船，回了山东老家，当上了八路军。山东解放以后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当了一名文化教员；她说营长、团长见了她都要打立正，喊张老师好。后来要结婚的时候，部队要进行政治审查。因为我姐夫是营级干部，我姐姐是连级干部，部队里要对营级干部的配偶进行政审，就派了两名干部到大连去外调。一调查，我父亲是资本家，这可糟了，怎么办，宁可拆座庙，不拆一桩婚，乌营长是多好的人哪，是战斗英雄，是守边模范，经常上解放军画报，骑着高头大马，戴着望远镜，挎着盒子枪，威武英俊；张教员是多好的一位姑娘，师里的干部人人夸，人人尊敬。就这样把两个人拆散了？真地不忍心。再说了，她爸爸那个厂，叫个什么厂？低矮的厂房，破烂的围墙，几台木制机器，六七个工人。他们去的时候，父亲正在浆线，满屋子的蒸汽，一身的大汗，什么资本家，最多是个小作坊主。可是没办法呀，咱们俩只要是按实反映，不用说，这桩婚事准吹。解放军两位干部的婚姻与她父亲有什么关系。怎么办，得想个办法挽救一下呀。听说张玉冰是十六岁的时候不堪继母虐待，逃出去的。应该是断了关系的，对，咱们到山东老家去看看，如果老家是地主、富农，这事就算完了，神仙都救不了。结果到老家一看，也很穷，三间瓦房，爷爷、奶奶住着，两位老人都参加劳动，还有一间厢屋，是间磨房，土坯搭的，以前是我亲妈住的地方，亲妈生前就在这里，像馿一样的，推磨、拉碾子。两个外调干部到村上了解了一下，村长说，他家生活不怎的，都是自己劳动，从来没雇过人，只是三儿子寄点钱回来，顶多算个中农吧，再说张玉冰是十六岁逃出来的，这个乡亲们都知道，要算也只能算她老家的成分。于是村长就给出了个证明，二人拿回去交差去了。”
“你怎么不找组织上说说呢？你姐姐是中农出身，你也应该是中农出身。”洛雁说。
“你傻呀，那不等于检举揭发呀，把我姐姐再重新调查审核，把成份改回资本家，判他们两口子离婚？人家外调的两个同志冒那么大的风险，成全我姐姐，结果叫她亲弟弟给告了，我还是人吗？能跑一个算一个，跑不了的算倒霉！”
“那倒也是，我咋就没想到呢？”洛雁说。
“讲到哪儿了？”
“你要到内蒙。”
“对，我从八岁离开家，再就没见过我姐姐，有一次她跑到牡丹江化工学院去看我，就站在校门口谈了半个小时的话，送给我一包她在部队攒下的手套、袜子和一双军用大皮鞋。她也没钱，据说当兵的每月五块钱津贴，还不够她跑牡丹江的路费呢！
“这多少年没见了，趁这么好的机会，到内蒙去看看她们多好！我姐夫是团级干部，我姐姐是营级干部，军官工资高，他们养得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