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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妈过门以后，我姐姐不肯叫妈，嘴闭得紧紧的，死活不肯叫出那个字。从那时起，后妈就下了决心，要把她给治过来。心想我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治不了你个十三岁的小丫头蛋子？于是，便开始了驯兽般的训练。
“从抹地板开始，要跪着抹，要顺着纹路抹，要抹出原来的本色来，只听见藤条在“啪啪”地抽打，不准躲避、不准抵挡，抵挡就打她的手，躲避就打她的头。把三间屋子都抹完，再抹平台和楼梯，当中不准停歇，我不信，还治不了你啦！
“晚上教针线活儿。‘都十三四岁了，转眼就十七八了，针线活儿不会还行，将来怎么嫁人？’。其实我姐姐手可巧了，跟我亲妈学的，山东的女人都会剪纸、会绣花、会做鞋；我姐姐攒了几大本‘绣花样子’；油画也画得特别好，用油画棒画的，和真的油画一样。山东家有人要结婚，都捎信托我姐姐给设计绣花鞋的样子。
“怎么到了后妈面前，手就哆嗦了呢，针都不会拿了呢？‘啪’地一棍子，是那么缝的吗，手像鸡爪子一样，针脚那么大吗？‘拍拍’又是两棍子。躲？躲就用针扎，拿手挡？挡就往手上扎，往胳膊上扎，往脸上扎，逮哪儿扎哪儿。
“我看过‘白毛女’，黄世仁他妈，用针刺喜儿，我还认为是戏剧夸张，其实我们家就天天上演‘白毛女’。
“你爹不管吗？”洛雁问。
“他怎么管，向着哪一边？再说，他也很少在家，要在厂里守夜。就是回家，也是晚回早走，眼不见为净，但是他心里明白。为了补偿我姐姐，可能经常塞点钱给她。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姐姐在读六年仁班，日本人把女班叫做仁班，‘仁义礼智信’的‘仁’。一次中午，我跑到六年仁班去看我姐姐，她给了我两个豆沙包，雪白的面，豆沙很细、很甜。
“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吃大米是经济犯，大米是留给日本人吃的，抓着要灌凉水、灌辣椒水。但是可以吃面食，尤其是学生。我只去了一次，我想，我不能老去，她把豆包给了我，她吃什么？
“有一次，我姐姐被人告了，说她骂他们班主任是‘日本婆子’。其实背地里同学们都那么叫，我姐姐不知得罪了谁，便被人举报了。学校里发来通知，要家长去学校。
我后妈知道这件事以后，便不准我姐姐再上学了。说，你们老张家真出息，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竟敢在学校里骂老师，这个书别念了，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从此，我姐姐便失了学，成了家里的全职女佣人，每天挨打受骂、洗衣做饭，过上了暗无天日的日子。
“姐姐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租书看，利用上街买菜或带孩子的时间，在书摊上租几本书回来，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看，有时还托我替她还书。
“有一回，被后妈给翻出来了，撕了个粉碎，问她，钱是哪儿来的，姐姐说，是我自己的。后妈说，你自己哪儿来的钱，是不是偷我的钱？姐姐说，我没偷你的钱。后妈知道，这肯定是父亲偷偷塞给她的钱，我今天非得叫她说出钱的来历不可，一顿藤条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姐姐实在招架不住，便拽住了藤条的另一头。
“后妈说，你还想还手不成！但是姐姐拖住藤条不放，苦苦地哀求。后妈便松开了藤条，顺手抽出了门上的门栓，用门栓劈头盖脸地打，门栓没有弹性，砍到身上就是一条突起的血楞子，姐姐被打倒在地，后妈便跪到地上去撕她的头发，姐姐便用力护住自己的头发，俩人撕扯在地上。
后妈一边扯一边说，今天你非得交待出钱的来处，说不出来处，我就没完。于是又腾出手来搧她的脸，掐她的胳膊，姐姐便一口咬定不是偷她的钱，是自己身上的钱。
“我不忍心再看，便走出门外，坐在楼梯口上发呆。足足有一两个小时，一个是气喘吁吁，一个是奄奄一息，战斗才告一段落。后妈也打不动了，姐姐也承不起了，后妈叫她给老佛爷跪着；
老佛爷就是一个瓷塑的‘观音’。多昝说出钱的来处，多昝才准起来。我们都恨那个‘观音’，因为我们经常给她下跪。姐姐一直跪到半夜，听着家里人都睡着了，才偷偷地爬上了炕。……
“这种日子，我姐姐过了三年以后，在她十六岁那年，山东老家来了几个亲戚，看见我姐姐怎么黄皮寡瘦的，没有了少女的丰韵与血色，精神状态也不对，胆怯畏缩，就知道是受了虐待。
寻找个机会带出去问了问，我姐姐痛哭不止。几个亲戚商量了一下，这件事咱们不能不管，再这样下去会把人折腾死的。便约定临走那天在指定地点接她。
“那天早上，五点不到，天还没亮，姐姐便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夹着个小包，轻轻地下了楼，慢慢地拉开门栓，向这个家，向这个给她痛苦与残暴的家告别了，再也不想回这个家了，这里没有感情、没有亲情、没有人情，没有一点儿值得留恋的地方。
“天都亮了，怎么没见动静呢？往常这个时候应该是生好了炉子，家里热呼呼的。她每天都要冲一碗蛋花，端到我父亲的炕头，今天怎么没有动静了呢？我父亲穿衣下炕，来到对面屋，看看没有人，外屋门也是开着的，就猜到是跑了，跟山东家来的几个亲戚跑了。
“便收拾了几件衣服，揣上些钱，夹着小包，也赶往码头。他知道，我姐姐这一去，是不会回来了，作为亲生父亲总该去送一送吧。他找到了去山东烟台的风船，那风船正准备扬帆起航，他看到了我的姐姐背身坐在船头。他大声喊道：‘珍子！珍子！’。
“姐姐小名叫珍子，珍珠的珍，珍贵的珍，取珍珠般珍贵的意思，可惜这个珍子命不好。珍子不理不睬，像没听见一样。风船起锚开船了，父亲站在海边，望着远去的珍子，珍子连头也没回。……
“姐姐回了山东，在几个亲戚家住了些日子，就投了八路。又过了两年，北平解放了，她就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一直打到海南岛。
“她在南下工作团里，做了一名文化教员。那时候，干部、战士文化都很低，有高小文化已经不简单了。
“她教的那个班里有连长、营长、还有团长，见了她都要立正、敬礼，喊张老师好！她这才感到做人的尊严。她把在部队照的相片寄回家来，穿着军装、戴着大盖帽，可威风了，不知后妈看了有何感想。
洛雁说：“肯定很后悔，当初如果看住了，别叫她跑了，她不一直得给她当不花钱的保姆。这可好，让她戴上大盖帽，耀武扬威了！”
“不要紧哪，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正好也是十三岁，正好顶我姐姐的缺。十三岁正好是干活的岁数，再大就不好管了。我姐姐就是十三岁落入虎口，我父亲也是十三岁闯关东，到大连学生意，我这正好十三岁从北平流亡回来，又掉进了苦井，我们家这是遗传。据说在外国，十三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我怎么又找不着北了，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
洛雁说：“您这段生活太纠结了，您也太激动了，不过没关系，您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
“对，我讲到全班齐努力，赶上张天翼。赶上张天翼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班主任决不放弃，全班同学都在努力追赶，连最调皮的几个学生都安静了下来，顿时全班学习之风大盛。
“校长和教导主任看到六年四班的孩子，一夜之间都长大了，心中禁不住地高兴，于是向全校提出口号：‘全校齐努力，赶上张天翼！’
“我面对这种气氛十分坦然，我是被棍棒抽打，劳役的逼迫下，到学校来休养生息、舔舐伤口来的。我坐在课堂上如同坐在天堂上，学好每一课，过好每一天，是我最大的幸福，我哪里是和你们比赛的？你们都是有爹有妈，有人疼、有人爱的，长在蜜罐里的孩子，怎么和我一个受苦受难，没妈的孩子相比哪！
“考试成绩下来了。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同时进行。我父亲从工厂里奔了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大连日报’，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大喊：‘中啦，中啦！全市第二，全市第二！’，这让我想起《范进中举》；
“中考中榜的名单，是在‘大连日报’上全文登载的，我只看见父亲手中那张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名字，可是家里并没引起任何反响。
“后妈脸上呆滞的表情中充满着狐疑，她知道她是怎么使唤我、怎么折磨我的，在一天八小时的家务劳动中被她压榨得一点余隙都没有，在家里看书是绝对不允许的。她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好，用她的话说，成绩好也不能当饭吃！但是我竟还能考得全市第二名，这是她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
“她心想，这孩子四年级，五年级都没念过，难道这孩子真地是个奇才？奇才不奇才对我有什么用，我要的是挑水劈柴、洗衣做饭的奴才。于是她头也没回就转身下楼，上街上卖呆去了。
“我听了也没有反应。我应该是全市第一呀，怎么会是全市第二呢？全市第一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呀，全市第一怎么说也跑不出实验小学，往年都是如此，还别说今年又出了个张天翼。张天翼拉下了全校毕业班几乎一半的距离。……
“张天翼的考试卷子，几位老师都做了仔细地核对与推敲，没有任何瑕疵，怎么会考了个全市第二呢？我考了个全市第二，怎么向老师们交代呢？
“等到无人在旁的时候，我偷眼看了一下报纸，那个名列第一的人，名叫‘丁伟’，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希望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找到他！
“后来找到了吗？”洛雁关切地问。
“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又很小。有一天，他竟然出现在我的身边，我们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最后还是他帮我逃离了苦海。”
“真的呀？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啦，快讲讲，你俩是怎样认识的！”洛雁说。
“后妈过门以后，我姐姐不肯叫妈，嘴闭得紧紧的，死活不肯叫出那个字。从那时起，后妈就下了决心，要把她给治过来。心想我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治不了你个十三岁的小丫头蛋子？于是，便开始了驯兽般的训练。
“从抹地板开始，要跪着抹，要顺着纹路抹，要抹出原来的本色来，只听见藤条在“啪啪”地抽打，不准躲避、不准抵挡，抵挡就打她的手，躲避就打她的头。把三间屋子都抹完，再抹平台和楼梯，当中不准停歇，我不信，还治不了你啦！
“晚上教针线活儿。‘都十三四岁了，转眼就十七八了，针线活儿不会还行，将来怎么嫁人？’。其实我姐姐手可巧了，跟我亲妈学的，山东的女人都会剪纸、会绣花、会做鞋；我姐姐攒了几大本‘绣花样子’；油画也画得特别好，用油画棒画的，和真的油画一样。山东家有人要结婚，都捎信托我姐姐给设计绣花鞋的样子。
“怎么到了后妈面前，手就哆嗦了呢，针都不会拿了呢？‘啪’地一棍子，是那么缝的吗，手像鸡爪子一样，针脚那么大吗？‘拍拍’又是两棍子。躲？躲就用针扎，拿手挡？挡就往手上扎，往胳膊上扎，往脸上扎，逮哪儿扎哪儿。
“我看过‘白毛女’，黄世仁他妈，用针刺喜儿，我还认为是戏剧夸张，其实我们家就天天上演‘白毛女’。
“你爹不管吗？”洛雁问。
“他怎么管，向着哪一边？再说，他也很少在家，要在厂里守夜。就是回家，也是晚回早走，眼不见为净，但是他心里明白。为了补偿我姐姐，可能经常塞点钱给她。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姐姐在读六年仁班，日本人把女班叫做仁班，‘仁义礼智信’的‘仁’。一次中午，我跑到六年仁班去看我姐姐，她给了我两个豆沙包，雪白的面，豆沙很细、很甜。
“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吃大米是经济犯，大米是留给日本人吃的，抓着要灌凉水、灌辣椒水。但是可以吃面食，尤其是学生。我只去了一次，我想，我不能老去，她把豆包给了我，她吃什么？
“有一次，我姐姐被人告了，说她骂他们班主任是‘日本婆子’。其实背地里同学们都那么叫，我姐姐不知得罪了谁，便被人举报了。学校里发来通知，要家长去学校。
我后妈知道这件事以后，便不准我姐姐再上学了。说，你们老张家真出息，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竟敢在学校里骂老师，这个书别念了，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从此，我姐姐便失了学，成了家里的全职女佣人，每天挨打受骂、洗衣做饭，过上了暗无天日的日子。
“姐姐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租书看，利用上街买菜或带孩子的时间，在书摊上租几本书回来，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看，有时还托我替她还书。
“有一回，被后妈给翻出来了，撕了个粉碎，问她，钱是哪儿来的，姐姐说，是我自己的。后妈说，你自己哪儿来的钱，是不是偷我的钱？姐姐说，我没偷你的钱。后妈知道，这肯定是父亲偷偷塞给她的钱，我今天非得叫她说出钱的来历不可，一顿藤条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姐姐实在招架不住，便拽住了藤条的另一头。
“后妈说，你还想还手不成！但是姐姐拖住藤条不放，苦苦地哀求。后妈便松开了藤条，顺手抽出了门上的门栓，用门栓劈头盖脸地打，门栓没有弹性，砍到身上就是一条突起的血楞子，姐姐被打倒在地，后妈便跪到地上去撕她的头发，姐姐便用力护住自己的头发，俩人撕扯在地上。
后妈一边扯一边说，今天你非得交待出钱的来处，说不出来处，我就没完。于是又腾出手来搧她的脸，掐她的胳膊，姐姐便一口咬定不是偷她的钱，是自己身上的钱。
“我不忍心再看，便走出门外，坐在楼梯口上发呆。足足有一两个小时，一个是气喘吁吁，一个是奄奄一息，战斗才告一段落。后妈也打不动了，姐姐也承不起了，后妈叫她给老佛爷跪着；
老佛爷就是一个瓷塑的‘观音’。多昝说出钱的来处，多昝才准起来。我们都恨那个‘观音’，因为我们经常给她下跪。姐姐一直跪到半夜，听着家里人都睡着了，才偷偷地爬上了炕。……
“这种日子，我姐姐过了三年以后，在她十六岁那年，山东老家来了几个亲戚，看见我姐姐怎么黄皮寡瘦的，没有了少女的丰韵与血色，精神状态也不对，胆怯畏缩，就知道是受了虐待。
寻找个机会带出去问了问，我姐姐痛哭不止。几个亲戚商量了一下，这件事咱们不能不管，再这样下去会把人折腾死的。便约定临走那天在指定地点接她。
“那天早上，五点不到，天还没亮，姐姐便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夹着个小包，轻轻地下了楼，慢慢地拉开门栓，向这个家，向这个给她痛苦与残暴的家告别了，再也不想回这个家了，这里没有感情、没有亲情、没有人情，没有一点儿值得留恋的地方。
“天都亮了，怎么没见动静呢？往常这个时候应该是生好了炉子，家里热呼呼的。她每天都要冲一碗蛋花，端到我父亲的炕头，今天怎么没有动静了呢？我父亲穿衣下炕，来到对面屋，看看没有人，外屋门也是开着的，就猜到是跑了，跟山东家来的几个亲戚跑了。
“便收拾了几件衣服，揣上些钱，夹着小包，也赶往码头。他知道，我姐姐这一去，是不会回来了，作为亲生父亲总该去送一送吧。他找到了去山东烟台的风船，那风船正准备扬帆起航，他看到了我的姐姐背身坐在船头。他大声喊道：‘珍子！珍子！’。
“姐姐小名叫珍子，珍珠的珍，珍贵的珍，取珍珠般珍贵的意思，可惜这个珍子命不好。珍子不理不睬，像没听见一样。风船起锚开船了，父亲站在海边，望着远去的珍子，珍子连头也没回。……
“姐姐回了山东，在几个亲戚家住了些日子，就投了八路。又过了两年，北平解放了，她就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一直打到海南岛。
“她在南下工作团里，做了一名文化教员。那时候，干部、战士文化都很低，有高小文化已经不简单了。
“她教的那个班里有连长、营长、还有团长，见了她都要立正、敬礼，喊张老师好！她这才感到做人的尊严。她把在部队照的相片寄回家来，穿着军装、戴着大盖帽，可威风了，不知后妈看了有何感想。
洛雁说：“肯定很后悔，当初如果看住了，别叫她跑了，她不一直得给她当不花钱的保姆。这可好，让她戴上大盖帽，耀武扬威了！”
“不要紧哪，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正好也是十三岁，正好顶我姐姐的缺。十三岁正好是干活的岁数，再大就不好管了。我姐姐就是十三岁落入虎口，我父亲也是十三岁闯关东，到大连学生意，我这正好十三岁从北平流亡回来，又掉进了苦井，我们家这是遗传。据说在外国，十三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我怎么又找不着北了，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
洛雁说：“您这段生活太纠结了，您也太激动了，不过没关系，您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
“对，我讲到全班齐努力，赶上张天翼。赶上张天翼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班主任决不放弃，全班同学都在努力追赶，连最调皮的几个学生都安静了下来，顿时全班学习之风大盛。
“校长和教导主任看到六年四班的孩子，一夜之间都长大了，心中禁不住地高兴，于是向全校提出口号：‘全校齐努力，赶上张天翼！’
“我面对这种气氛十分坦然，我是被棍棒抽打，劳役的逼迫下，到学校来休养生息、舔舐伤口来的。我坐在课堂上如同坐在天堂上，学好每一课，过好每一天，是我最大的幸福，我哪里是和你们比赛的？你们都是有爹有妈，有人疼、有人爱的，长在蜜罐里的孩子，怎么和我一个受苦受难，没妈的孩子相比哪！
“考试成绩下来了。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同时进行。我父亲从工厂里奔了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大连日报’，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大喊：‘中啦，中啦！全市第二，全市第二！’，这让我想起《范进中举》；
“中考中榜的名单，是在‘大连日报’上全文登载的，我只看见父亲手中那张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名字，可是家里并没引起任何反响。
“后妈脸上呆滞的表情中充满着狐疑，她知道她是怎么使唤我、怎么折磨我的，在一天八小时的家务劳动中被她压榨得一点余隙都没有，在家里看书是绝对不允许的。她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好，用她的话说，成绩好也不能当饭吃！但是我竟还能考得全市第二名，这是她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
“她心想，这孩子四年级，五年级都没念过，难道这孩子真地是个奇才？奇才不奇才对我有什么用，我要的是挑水劈柴、洗衣做饭的奴才。于是她头也没回就转身下楼，上街上卖呆去了。
“我听了也没有反应。我应该是全市第一呀，怎么会是全市第二呢？全市第一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呀，全市第一怎么说也跑不出实验小学，往年都是如此，还别说今年又出了个张天翼。张天翼拉下了全校毕业班几乎一半的距离。……
“张天翼的考试卷子，几位老师都做了仔细地核对与推敲，没有任何瑕疵，怎么会考了个全市第二呢？我考了个全市第二，怎么向老师们交代呢？
“等到无人在旁的时候，我偷眼看了一下报纸，那个名列第一的人，名叫‘丁伟’，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希望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找到他！
“后来找到了吗？”洛雁关切地问。
“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又很小。有一天，他竟然出现在我的身边，我们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最后还是他帮我逃离了苦海。”
“真的呀？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啦，快讲讲，你俩是怎样认识的！”洛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