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5章 越国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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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酒割发代首，支付赎金，在不损害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救下了七百多名吴越之民性命，一时被奉为神明，在越国大大收买了一波人心，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仁君”形象。
但俱酒的出发点却不是单纯的作秀，而是基于对历史上卫鞅其人的认知。
先秦时期的法家，都偏向“重刑主义”。尤其是卫鞅，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者，其后的韩非子也坚持这一思路。
“重刑主义”的基本表现就是“轻罪重刑”和刑罚残酷。
翻开《商君书》，重刑的主张比比皆是，比如“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用重刑去处罚轻罪，刑罚执行到位，事情就迎刃而解，国家就强大了。
卫鞅还主张“重刑轻赏”，提出“王者刑九赏一，削国刑五赏五。”也就是要将百姓的价值压缩到最极端。
至于刑罚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墨、劓、剕、宫、凌迟、大辟、腰斩、五马分尸、炮烙之刑等等，主打一个残忍。
重刑主义的出发点是将威慑作用发挥到极点，乱世用重典常常会有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但严刑峻法必然动摇统治根基，“天下苦秦久矣”就是重刑主义结出的恶果；二世而亡，也是拜重刑主义所赐。
正是基于对重刑主义的警惕，俱酒果断出手，制止了卫鞅在邗沟边的这次大屠杀。
在免死吴、越民众的欢呼声中，汉王俱酒登船继续南下，卫鞅也跟上船来，进入船舱之中参见汉王。
俱酒道：“相国，赎金朕一分也不会少的。”
卫鞅大礼参见：“臣适才失礼于王，罪该万死，请王上责罚。”
俱酒微笑着道：“相国之心，朕岂不知？此举，声名归于朕，祸灾归于身，相国志在宣扬汉德，感化越民。”
接下来，卫鞅向俱酒汇报了他在越国施政的情况，因为有采采公主的鼎力支持，以及淳于浩舟师的强力背书，各项改革计划推进顺利。
第一步，明法。将在魏国学习的李悝《法经》以及汉国的法制经验，一股脑地搬到了越国，最重要的是突出一个“轻罪重刑”，使越国治理有了定海神针。
第二步，强军。推行军功爵制。使凝聚着卫鞅心血的“十七级军功爵制”在越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卫鞅接受俱酒的建议，改“斩首记功”为“斩馘（guo）记功”，而且为了防止冒功，规定以左耳记功。
卫鞅亲自选拔越国勇士，通过汉水军校吴越分校进行培训，严格实行“军功爵”激励机制，训练出一支特别能打、特别野蛮、特别不要命的军队。
当时，越国内部也是大大小小的山头林立，尤其是南部的闽中郡，大小部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卫鞅在治军初见成效之时，亲自率军南征闽中，牛刀小试。在“斩馘记功”的激励之下，打得百越各部落花流水。既磨砺了军队，也使原本有名无实的闽中郡，真真正正建立起郡县统治机制。
第三步：集权。深入推行郡县制改革。中央集权程度极大提高，越王搜继续不问政事，一心修仙，采采公主已然成为影子女王。
第四步：造田。在“三免五减半”造田政策的激励下，新造良田十万余亩，江南一带“粮仓”的苗头已然小荷露角。虽然暂时没有租赋收入，但未来这些土地开始纳税之后，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第五步：良种。土地免税了，就在种子上加收一道租税。播种时官府借给百姓种子，这可是经过汉国农家不断改良的高产稻！收获之后，民众按一定的数量缴纳粮食，以缓解官方暂时的租赋收入。
第六步：鱼盐。大型船只的建造和拖网捕鱼技术的应用，使越国的渔获产量打着滚地往上翻。国有晒盐公司的成立，专业晒盐场的建设，使食盐产量也稳步提升。
越盐还以极低的价格向楚、鲁、宋等国倾销，与齐盐形成竞争之势，将齐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鱼、盐产量的同步增长，使腌制业也发展起来，腌制类海鲜通过唐社的渠道不断向内陆销售。
尤其是章蟜统治的陇西郡一带，大批民众患有大脖子病。俱酒下令调入一批咸鱼干，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治好了他们的病。于是越国的鱼货在内陆提高了知名度，也有了固定的市场。
第七：丝麻。大规模鼓励蚕桑养殖和丝麻纺织，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养殖数量均呈快速上升之势，以吴城为中心的丝绸产业已然形成，官方还成立了专门的收购公司，统购统销，免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除了销往中原之外，吴地的丝绣产品一路西进，通过开拓丝绸之路的怀氏兄弟之手，竟然在月氏和乌孙国内炒出了天价，成为抢手货。
还有一点，就是扁鹊高徒子明，经过反复实验，最终掌握了萃取青蒿素的方式方法，虽然产量还是不高，但也救活了大量患有血吸虫病的吴越土着，吴越之民家家户户为子明立长生牌位，称之为“活司命”，令子明哭笑不得。
卫鞅唯一有点拿不出手的是，俱酒当初制定的“治越六策”中的教育计划，没有得到深入地落实。
为啥？卫鞅改革思想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弱民计划。他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不仅仅是卫鞅、远在朝鲜的申不害也是这种思想，甚至儒家的孔子也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时代的通病。
这一“愚民”思想一直贯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民众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农村地区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对于卫鞅这种有着高度主见的能臣，俱酒怀着一种让其充分发挥的心理，这也是将他派到越国的初衷。
至于越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蛮荒之地，不入中国主流。且在越王翳之后，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最终国力衰微，为楚所灭。
在这一世，能够实现中兴，也算是功莫大焉了。
而且，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关口时期，文明往往战不胜野蛮。保留越国的野蛮习俗，强悍民风，未必是坏事。
治国是一条漫漫长路，急不得，慢慢来。
俱酒割发代首，支付赎金，在不损害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救下了七百多名吴越之民性命，一时被奉为神明，在越国大大收买了一波人心，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仁君”形象。
但俱酒的出发点却不是单纯的作秀，而是基于对历史上卫鞅其人的认知。
先秦时期的法家，都偏向“重刑主义”。尤其是卫鞅，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者，其后的韩非子也坚持这一思路。
“重刑主义”的基本表现就是“轻罪重刑”和刑罚残酷。
翻开《商君书》，重刑的主张比比皆是，比如“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用重刑去处罚轻罪，刑罚执行到位，事情就迎刃而解，国家就强大了。
卫鞅还主张“重刑轻赏”，提出“王者刑九赏一，削国刑五赏五。”也就是要将百姓的价值压缩到最极端。
至于刑罚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墨、劓、剕、宫、凌迟、大辟、腰斩、五马分尸、炮烙之刑等等，主打一个残忍。
重刑主义的出发点是将威慑作用发挥到极点，乱世用重典常常会有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但严刑峻法必然动摇统治根基，“天下苦秦久矣”就是重刑主义结出的恶果；二世而亡，也是拜重刑主义所赐。
正是基于对重刑主义的警惕，俱酒果断出手，制止了卫鞅在邗沟边的这次大屠杀。
在免死吴、越民众的欢呼声中，汉王俱酒登船继续南下，卫鞅也跟上船来，进入船舱之中参见汉王。
俱酒道：“相国，赎金朕一分也不会少的。”
卫鞅大礼参见：“臣适才失礼于王，罪该万死，请王上责罚。”
俱酒微笑着道：“相国之心，朕岂不知？此举，声名归于朕，祸灾归于身，相国志在宣扬汉德，感化越民。”
接下来，卫鞅向俱酒汇报了他在越国施政的情况，因为有采采公主的鼎力支持，以及淳于浩舟师的强力背书，各项改革计划推进顺利。
第一步，明法。将在魏国学习的李悝《法经》以及汉国的法制经验，一股脑地搬到了越国，最重要的是突出一个“轻罪重刑”，使越国治理有了定海神针。
第二步，强军。推行军功爵制。使凝聚着卫鞅心血的“十七级军功爵制”在越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卫鞅接受俱酒的建议，改“斩首记功”为“斩馘（guo）记功”，而且为了防止冒功，规定以左耳记功。
卫鞅亲自选拔越国勇士，通过汉水军校吴越分校进行培训，严格实行“军功爵”激励机制，训练出一支特别能打、特别野蛮、特别不要命的军队。
当时，越国内部也是大大小小的山头林立，尤其是南部的闽中郡，大小部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卫鞅在治军初见成效之时，亲自率军南征闽中，牛刀小试。在“斩馘记功”的激励之下，打得百越各部落花流水。既磨砺了军队，也使原本有名无实的闽中郡，真真正正建立起郡县统治机制。
第三步：集权。深入推行郡县制改革。中央集权程度极大提高，越王搜继续不问政事，一心修仙，采采公主已然成为影子女王。
第四步：造田。在“三免五减半”造田政策的激励下，新造良田十万余亩，江南一带“粮仓”的苗头已然小荷露角。虽然暂时没有租赋收入，但未来这些土地开始纳税之后，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第五步：良种。土地免税了，就在种子上加收一道租税。播种时官府借给百姓种子，这可是经过汉国农家不断改良的高产稻！收获之后，民众按一定的数量缴纳粮食，以缓解官方暂时的租赋收入。
第六步：鱼盐。大型船只的建造和拖网捕鱼技术的应用，使越国的渔获产量打着滚地往上翻。国有晒盐公司的成立，专业晒盐场的建设，使食盐产量也稳步提升。
越盐还以极低的价格向楚、鲁、宋等国倾销，与齐盐形成竞争之势，将齐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鱼、盐产量的同步增长，使腌制业也发展起来，腌制类海鲜通过唐社的渠道不断向内陆销售。
尤其是章蟜统治的陇西郡一带，大批民众患有大脖子病。俱酒下令调入一批咸鱼干，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治好了他们的病。于是越国的鱼货在内陆提高了知名度，也有了固定的市场。
第七：丝麻。大规模鼓励蚕桑养殖和丝麻纺织，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养殖数量均呈快速上升之势，以吴城为中心的丝绸产业已然形成，官方还成立了专门的收购公司，统购统销，免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除了销往中原之外，吴地的丝绣产品一路西进，通过开拓丝绸之路的怀氏兄弟之手，竟然在月氏和乌孙国内炒出了天价，成为抢手货。
还有一点，就是扁鹊高徒子明，经过反复实验，最终掌握了萃取青蒿素的方式方法，虽然产量还是不高，但也救活了大量患有血吸虫病的吴越土着，吴越之民家家户户为子明立长生牌位，称之为“活司命”，令子明哭笑不得。
卫鞅唯一有点拿不出手的是，俱酒当初制定的“治越六策”中的教育计划，没有得到深入地落实。
为啥？卫鞅改革思想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弱民计划。他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不仅仅是卫鞅、远在朝鲜的申不害也是这种思想，甚至儒家的孔子也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时代的通病。
这一“愚民”思想一直贯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民众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农村地区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对于卫鞅这种有着高度主见的能臣，俱酒怀着一种让其充分发挥的心理，这也是将他派到越国的初衷。
至于越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蛮荒之地，不入中国主流。且在越王翳之后，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最终国力衰微，为楚所灭。
在这一世，能够实现中兴，也算是功莫大焉了。
而且，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关口时期，文明往往战不胜野蛮。保留越国的野蛮习俗，强悍民风，未必是坏事。
治国是一条漫漫长路，急不得，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