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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30日，罗贝尔的伤势已经近乎痊愈，完全可以驾机升空。然而莫斯科的秋天却不像华盛顿的那般明朗怡人，一阵秋雨过去，野战机场顿时就变成了烂泥潭，罗贝尔带僚机升空训练的计划自然泡汤了。
清早起来看到机场成了沼泽的罗贝尔无奈，只能脱下飞行员夹克，再披上苏军下发的颇能御寒的褐色军大衣，去飞行员俱乐部给自己的两个僚机“讲理论”。
他穿着俄式的军靴，像个俄国人一样大步迈过一个又一个泥坑，淡然地面对拂面的寒风，但当他推开军官俱乐部的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粗犷”在真正的俄国人那里什么也不是。
“喝杯酒暖暖身子吧，中队长。”
他的僚机康斯坦丁少尉殷切地将一小杯伏特加摆到了他的面前，没有向他敬礼。
现在法国与俄国飞行员的军衔仍旧不匹配，罗贝尔两次向上级打报告都被拒绝，连多米尼克中校都没办法，他这才发现尽管到了非洲，法国军队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一些令人讨厌的传统。
正如比约特中尉所吐槽的，戴高乐将军所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在1940年几乎被德军一网打尽，跑到英国来的军校生固然不少，但他们算是“少壮派”吗？分明只能算是“娃娃派”！那些娃娃脸的新军官在老军官面前大气都不敢喘，甚至还被各种欺辱打压，哪怕经过一年战斗的他们中有不少人的能力已经无限趋近于那些徒有虚名的前辈了。
德内尔对这种情况是厌恶到了极点，特别是在经历了不算愉快的叙黎战役之后。在被抬上英国人的船之前，这位戴高乐的忠实战友还不忘拜托自己的下属（参谋长德席尔瓦和喀麦隆第一团代理团长玛丽·科尼希）提醒将军，必须尽快推动自由法国军官团年轻化，任由*****窃据高位必将导致军队批量生产出如甘末林那样的庸才。
而且鉴于自由法国掌握的中高级军官素质远低于本土军官的悲惨现状，能出“甘末林”都算烧高香了。
尽管短时间以内，这些家伙确实比不少缺乏经验的新人更靠得住，但有他们在，真正有潜力、会思考的年轻军官便很难出头，因为老家伙们天然反感和他们战术思维不一致的年轻军官。
此中的道理，坐了十几年冷板凳的戴高乐自然不会不懂。
所以他在自己最熟悉的陆军当中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军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两个玛丽”，玛丽·罗尚比恩少校在伤愈后被晋升为中校，进了参谋部挑大梁，而玛丽-皮埃尔·科尼希则被晋升为准将，又一次成为了自由法国独立第一旅的指挥官。
这次的旅可不是此前那个整编时期的过渡部队，而是货真价实的野战部队，总兵力达到了三千七百多人。科尼希接手这支部队之后，一时间居然有些惶恐，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指挥这样大规模的部队，因此他特地向德内尔写了信，向这位老上级请教“速成指挥”的经验。
德内尔和柯尼希就此成了笔友的事姑且不提，正是由于戴高乐将军正大刀阔斧地改革陆军，比约特中尉才相信罗贝尔等人的要求将很快得到满足：“改革之风早晚会吹到空军的，毕竟咱们法国飞行员的军衔确实是太低——几乎是盟军中最低的，根本不能体现飞行员的价值。”
但在此之前，罗贝尔和其他自由法国飞行员们还是得面对自己和苏联部下军衔倒挂的尴尬现状。于是乎几人商量之后，干脆抛弃军衔资历这些“身外之物”，直接像运营俱乐部一样运营起了两个航空中队。
他们还给自己的行径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头：“师德长技以制德”。毕竟上次大战中的德国头号王牌里希特霍芬，就真的把自己的航空队运营成了“空中马戏团”。
团长亚历山大少校或许是早就得到了上级的指示，由着这群法国人折腾这个航空团，所以他以一种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对待法国人的举措：“只要将来能打硬仗，随便你们怎么折腾。”
人天生反感纪律，喜好散漫，哪怕是速来以死板闻名的俄国人也是如此。“俱乐部”办了一周不到，在不执行任务时的飞行员们相互之间完全如校友兄弟一般了，就比如说现在，自己的僚机见了身为中队长的自己，别说不敬礼了，屁股都不带离开凳子的。
罗贝尔并不以为意，他像往常一样摆手拒绝了康斯坦丁·鲁吉亚诺夫少尉的“邀请”，于是后者立刻迫不及待地将罗贝尔的配额一饮而尽，脸色随之变得红润起来。
“早上好，中队长。”罗贝尔的另一个僚机飞行员，来自苏维埃哈萨克的恰班也转来跟他打了声招呼。不同于嗜酒如命的康斯坦丁，慢性子恰班几乎是滴酒不沾的。但这并非是因为他仍然遵循经文的教诲，只是因为他喝不惯酒罢了。
“我从小就不喝酒，家人也没有喝酒的习惯，现在只要喝一点酒就会头昏脑胀，看来还是少碰酒精为妙。”
所以酒鬼康斯坦丁就幸运地享受了三倍的配额，但不知是他的好运引起了嫉妒，还是俄国人的死板还，总之负责团部后勤的上士梅利诺夫坚决不肯直接将三倍酒精配额发给他，因为“一人只能领一份”，要想喝到三份，只能让罗贝尔和恰班各领一份，然后送给他。
这种行为让罗贝尔想起养父在《自传》中讥讽过的那个“陆军守财奴”——在防御苏瓦松战役期间，第95团1营伤亡过半，然而团后勤官却领了该供给全营四百多人使用的物资。去领物资的准尉磨破嘴皮子也没让后勤官松口，最后还是德内尔亲自跑了一趟团部，才说动团长命令后勤官全额下发物资，而非按人头下发。
罗贝尔也在考虑，是不是和团长说一下，只要自己和恰班还活着，就直接给康斯坦丁发三倍酒精（150克）得了，反正他的酒量大得很，而且喝酒也从不误事。等歼击机团正式投入战斗后，也就是每个飞行员每天能领到150克足额酒精时，再约束他也不迟。
毕竟养父在回忆他在1917年的经历时总结了一些经验：“只要有条件，就要尽量满足部下的一切无伤大雅的需求，这不仅能够缓解战斗的刺激，也能让部下感受到你的关怀和尊重——关怀和尊重在堑壕中是无价之宝，它决定着你的部下是舍生忘死地和你去战斗，还是整日琢磨着怎么趁下次进攻的时候朝你背后打黑枪。”
“今天不能起飞了吧，中队长。”恰班少尉的俄语带着中亚味，法语也是如此。
“我从跑道上走了一圈，估计够呛，从凌晨就开始下雨，地面全泡软了。”罗贝尔回答道。
“看样子雨已经要停了，到中午不会被晒硬吗？”
“如果烂泥地这么容易就能被晒硬，滑铁卢战败的就应该是英国人。”
“滑铁卢战役中法军是因为烂泥地才输的吗？”康斯坦丁有些惊讶，“难道不是被威灵顿公爵正面击败的吗？”
罗贝尔感觉法兰西人的荣誉受到了挑战，他不由分说地讥讽道：“你们俄国人又没有参加那场战役。”
“就算有大雨，法国人的炮弹弹不起来，英国人的炮弹也弹不起来吧？”
“但是我们法国人的大炮比英国人的强得多！”
在两人就要争执起来的时候，阿尔贝特和他的两个僚机飞行员推门进来：“你们讲理论怎么讲到滑铁卢去了？”
罗贝尔似笑非笑地看向了康斯坦丁：“那我们聊聊奥斯特里茨？”
“还是讨论一下莱比锡吧！”康斯坦丁同样不甘示弱。
“得了，你们俩接着撕去吧。”恰班少尉无可奈何地起身给这两位“历史学家”腾地方，“我既不爱好历史，又不是俄国人。”
他这么一说，罗贝尔和康斯坦丁也没了争论的劲头，后者尤其害怕被来自乌克兰的政委卢申科批评“民族主义”，哪怕此时的卢申科只是笑着看他和罗贝尔顶牛。
不再跟康斯坦丁斗嘴的罗贝尔仍旧不打算“教理论”，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另一个僚机恰班的情况：“我还一直没问你呢，恰班，你的法语为什么这么好？”
“老师教的好呗。”坐在角落里的恰班微微一笑，眼神中透着一丝得意。
“哈萨克那里好法语老师可不多。”卢申科插嘴道。
“我的法语不是在哈萨克学的，是在莫斯科学的。”
罗贝尔对苏联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不了解，因此颇有几分好奇：“你家人搬到莫斯科工作了吗？”
“没错。”恰班点头回答，“我的外祖父是铁路工人，我跟他到莫斯科上的小学。”
“小学就跑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我的天！”罗贝尔忍不住感慨，“你父母也能放心！”
话音未落，罗贝尔就挨了康斯坦丁一脚，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就用余光瞥到康斯坦丁在拼命给自己使眼色——看来自己准是说错了话。
难道恰班也是个孤儿？
见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卢申科硬着头皮发声试图缓和：“别太难过，恰班同志，这屋子里因为该死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多的是，你的中队长罗贝尔也自小父母双亡，全靠生父的战友拉扯大。包括我，我的父亲也在内战中逝世了——我们都吃过同样的苦，所以我们不只是你的同志，更是你的家人。”
“我的情况更特殊，政委同志。”恰班冷漠的语气遮盖不住刻骨的恨意，“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那个杂种在我的面前打杀了我的母亲，只因为她是村苏维埃的妇女代表。”
飞行员俱乐部里顿时一片死寂，直到恰班自己提议要和罗贝尔下棋，气氛才逐渐缓过来。
罗贝尔连输三局之后，就被一中队的苏联飞行员米哈伊尔·拉夫廖夫替下去了。他又看了一会棋，最后还是阴沉着脸出了门，躲在俱乐部木屋的屋檐下看雨。卢申科见状，也跟着走了出去。
“气象部门报告，十月一日之前一直有阵雨，不过十月二日起会有强风，云彩都会被吹走，那时候我们就能出战了。”
“明白了，卢申科同志。”罗贝尔凝视着从屋檐边缘落下的雨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魂不守舍的？因为恰班的事？”
“他的童年真是太不幸了，可笑我还觉得自己比他坚强不少。”
“在中亚，像他这样的家庭千千万万不至于，但几十甚至上百总是有的。”卢申科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糖，分了一块给罗贝尔，看着后者将糖塞进嘴里才继续说道，“将妇女从重重压迫中解放出来，把教法统治下奴仆一样的家庭妇女变为苏维埃的女性公民，不流血怎么可能实现呢？为了这项事业，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妇女干部啊……”
“那恰班的混账爹之后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当然是被枪毙了，苏维埃政权绝不会对它的敌人仁慈。”
“真恨不得用断头台铡了他！怎么会有畜生这样对待妻子！”
卢申科无奈地笑笑，将右手搭在了罗贝尔的肩膀上：“好了好了，人家恰班都没你这么激动，你是想自己的妻子了吧？”
“唉！也有吧，但还是单纯的愤怒更多。”罗贝尔感慨道，“他也太不幸了，我不能让他一直不幸下去。”
“那你想怎么做？”
“虽然我也觉得很难，但我还是想尽力保护他，让他活过这场战争。”
卢申科并不觉得罗贝尔幼稚或者可笑，他只是淡淡地回答：“那就尽力而为吧。”
到9月30日，罗贝尔的伤势已经近乎痊愈，完全可以驾机升空。然而莫斯科的秋天却不像华盛顿的那般明朗怡人，一阵秋雨过去，野战机场顿时就变成了烂泥潭，罗贝尔带僚机升空训练的计划自然泡汤了。
清早起来看到机场成了沼泽的罗贝尔无奈，只能脱下飞行员夹克，再披上苏军下发的颇能御寒的褐色军大衣，去飞行员俱乐部给自己的两个僚机“讲理论”。
他穿着俄式的军靴，像个俄国人一样大步迈过一个又一个泥坑，淡然地面对拂面的寒风，但当他推开军官俱乐部的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粗犷”在真正的俄国人那里什么也不是。
“喝杯酒暖暖身子吧，中队长。”
他的僚机康斯坦丁少尉殷切地将一小杯伏特加摆到了他的面前，没有向他敬礼。
现在法国与俄国飞行员的军衔仍旧不匹配，罗贝尔两次向上级打报告都被拒绝，连多米尼克中校都没办法，他这才发现尽管到了非洲，法国军队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一些令人讨厌的传统。
正如比约特中尉所吐槽的，戴高乐将军所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在1940年几乎被德军一网打尽，跑到英国来的军校生固然不少，但他们算是“少壮派”吗？分明只能算是“娃娃派”！那些娃娃脸的新军官在老军官面前大气都不敢喘，甚至还被各种欺辱打压，哪怕经过一年战斗的他们中有不少人的能力已经无限趋近于那些徒有虚名的前辈了。
德内尔对这种情况是厌恶到了极点，特别是在经历了不算愉快的叙黎战役之后。在被抬上英国人的船之前，这位戴高乐的忠实战友还不忘拜托自己的下属（参谋长德席尔瓦和喀麦隆第一团代理团长玛丽·科尼希）提醒将军，必须尽快推动自由法国军官团年轻化，任由*****窃据高位必将导致军队批量生产出如甘末林那样的庸才。
而且鉴于自由法国掌握的中高级军官素质远低于本土军官的悲惨现状，能出“甘末林”都算烧高香了。
尽管短时间以内，这些家伙确实比不少缺乏经验的新人更靠得住，但有他们在，真正有潜力、会思考的年轻军官便很难出头，因为老家伙们天然反感和他们战术思维不一致的年轻军官。
此中的道理，坐了十几年冷板凳的戴高乐自然不会不懂。
所以他在自己最熟悉的陆军当中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军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两个玛丽”，玛丽·罗尚比恩少校在伤愈后被晋升为中校，进了参谋部挑大梁，而玛丽-皮埃尔·科尼希则被晋升为准将，又一次成为了自由法国独立第一旅的指挥官。
这次的旅可不是此前那个整编时期的过渡部队，而是货真价实的野战部队，总兵力达到了三千七百多人。科尼希接手这支部队之后，一时间居然有些惶恐，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指挥这样大规模的部队，因此他特地向德内尔写了信，向这位老上级请教“速成指挥”的经验。
德内尔和柯尼希就此成了笔友的事姑且不提，正是由于戴高乐将军正大刀阔斧地改革陆军，比约特中尉才相信罗贝尔等人的要求将很快得到满足：“改革之风早晚会吹到空军的，毕竟咱们法国飞行员的军衔确实是太低——几乎是盟军中最低的，根本不能体现飞行员的价值。”
但在此之前，罗贝尔和其他自由法国飞行员们还是得面对自己和苏联部下军衔倒挂的尴尬现状。于是乎几人商量之后，干脆抛弃军衔资历这些“身外之物”，直接像运营俱乐部一样运营起了两个航空中队。
他们还给自己的行径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头：“师德长技以制德”。毕竟上次大战中的德国头号王牌里希特霍芬，就真的把自己的航空队运营成了“空中马戏团”。
团长亚历山大少校或许是早就得到了上级的指示，由着这群法国人折腾这个航空团，所以他以一种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对待法国人的举措：“只要将来能打硬仗，随便你们怎么折腾。”
人天生反感纪律，喜好散漫，哪怕是速来以死板闻名的俄国人也是如此。“俱乐部”办了一周不到，在不执行任务时的飞行员们相互之间完全如校友兄弟一般了，就比如说现在，自己的僚机见了身为中队长的自己，别说不敬礼了，屁股都不带离开凳子的。
罗贝尔并不以为意，他像往常一样摆手拒绝了康斯坦丁·鲁吉亚诺夫少尉的“邀请”，于是后者立刻迫不及待地将罗贝尔的配额一饮而尽，脸色随之变得红润起来。
“早上好，中队长。”罗贝尔的另一个僚机飞行员，来自苏维埃哈萨克的恰班也转来跟他打了声招呼。不同于嗜酒如命的康斯坦丁，慢性子恰班几乎是滴酒不沾的。但这并非是因为他仍然遵循经文的教诲，只是因为他喝不惯酒罢了。
“我从小就不喝酒，家人也没有喝酒的习惯，现在只要喝一点酒就会头昏脑胀，看来还是少碰酒精为妙。”
所以酒鬼康斯坦丁就幸运地享受了三倍的配额，但不知是他的好运引起了嫉妒，还是俄国人的死板还，总之负责团部后勤的上士梅利诺夫坚决不肯直接将三倍酒精配额发给他，因为“一人只能领一份”，要想喝到三份，只能让罗贝尔和恰班各领一份，然后送给他。
这种行为让罗贝尔想起养父在《自传》中讥讽过的那个“陆军守财奴”——在防御苏瓦松战役期间，第95团1营伤亡过半，然而团后勤官却领了该供给全营四百多人使用的物资。去领物资的准尉磨破嘴皮子也没让后勤官松口，最后还是德内尔亲自跑了一趟团部，才说动团长命令后勤官全额下发物资，而非按人头下发。
罗贝尔也在考虑，是不是和团长说一下，只要自己和恰班还活着，就直接给康斯坦丁发三倍酒精（150克）得了，反正他的酒量大得很，而且喝酒也从不误事。等歼击机团正式投入战斗后，也就是每个飞行员每天能领到150克足额酒精时，再约束他也不迟。
毕竟养父在回忆他在1917年的经历时总结了一些经验：“只要有条件，就要尽量满足部下的一切无伤大雅的需求，这不仅能够缓解战斗的刺激，也能让部下感受到你的关怀和尊重——关怀和尊重在堑壕中是无价之宝，它决定着你的部下是舍生忘死地和你去战斗，还是整日琢磨着怎么趁下次进攻的时候朝你背后打黑枪。”
“今天不能起飞了吧，中队长。”恰班少尉的俄语带着中亚味，法语也是如此。
“我从跑道上走了一圈，估计够呛，从凌晨就开始下雨，地面全泡软了。”罗贝尔回答道。
“看样子雨已经要停了，到中午不会被晒硬吗？”
“如果烂泥地这么容易就能被晒硬，滑铁卢战败的就应该是英国人。”
“滑铁卢战役中法军是因为烂泥地才输的吗？”康斯坦丁有些惊讶，“难道不是被威灵顿公爵正面击败的吗？”
罗贝尔感觉法兰西人的荣誉受到了挑战，他不由分说地讥讽道：“你们俄国人又没有参加那场战役。”
“就算有大雨，法国人的炮弹弹不起来，英国人的炮弹也弹不起来吧？”
“但是我们法国人的大炮比英国人的强得多！”
在两人就要争执起来的时候，阿尔贝特和他的两个僚机飞行员推门进来：“你们讲理论怎么讲到滑铁卢去了？”
罗贝尔似笑非笑地看向了康斯坦丁：“那我们聊聊奥斯特里茨？”
“还是讨论一下莱比锡吧！”康斯坦丁同样不甘示弱。
“得了，你们俩接着撕去吧。”恰班少尉无可奈何地起身给这两位“历史学家”腾地方，“我既不爱好历史，又不是俄国人。”
他这么一说，罗贝尔和康斯坦丁也没了争论的劲头，后者尤其害怕被来自乌克兰的政委卢申科批评“民族主义”，哪怕此时的卢申科只是笑着看他和罗贝尔顶牛。
不再跟康斯坦丁斗嘴的罗贝尔仍旧不打算“教理论”，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另一个僚机恰班的情况：“我还一直没问你呢，恰班，你的法语为什么这么好？”
“老师教的好呗。”坐在角落里的恰班微微一笑，眼神中透着一丝得意。
“哈萨克那里好法语老师可不多。”卢申科插嘴道。
“我的法语不是在哈萨克学的，是在莫斯科学的。”
罗贝尔对苏联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不了解，因此颇有几分好奇：“你家人搬到莫斯科工作了吗？”
“没错。”恰班点头回答，“我的外祖父是铁路工人，我跟他到莫斯科上的小学。”
“小学就跑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我的天！”罗贝尔忍不住感慨，“你父母也能放心！”
话音未落，罗贝尔就挨了康斯坦丁一脚，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就用余光瞥到康斯坦丁在拼命给自己使眼色——看来自己准是说错了话。
难道恰班也是个孤儿？
见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卢申科硬着头皮发声试图缓和：“别太难过，恰班同志，这屋子里因为该死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多的是，你的中队长罗贝尔也自小父母双亡，全靠生父的战友拉扯大。包括我，我的父亲也在内战中逝世了——我们都吃过同样的苦，所以我们不只是你的同志，更是你的家人。”
“我的情况更特殊，政委同志。”恰班冷漠的语气遮盖不住刻骨的恨意，“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那个杂种在我的面前打杀了我的母亲，只因为她是村苏维埃的妇女代表。”
飞行员俱乐部里顿时一片死寂，直到恰班自己提议要和罗贝尔下棋，气氛才逐渐缓过来。
罗贝尔连输三局之后，就被一中队的苏联飞行员米哈伊尔·拉夫廖夫替下去了。他又看了一会棋，最后还是阴沉着脸出了门，躲在俱乐部木屋的屋檐下看雨。卢申科见状，也跟着走了出去。
“气象部门报告，十月一日之前一直有阵雨，不过十月二日起会有强风，云彩都会被吹走，那时候我们就能出战了。”
“明白了，卢申科同志。”罗贝尔凝视着从屋檐边缘落下的雨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魂不守舍的？因为恰班的事？”
“他的童年真是太不幸了，可笑我还觉得自己比他坚强不少。”
“在中亚，像他这样的家庭千千万万不至于，但几十甚至上百总是有的。”卢申科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糖，分了一块给罗贝尔，看着后者将糖塞进嘴里才继续说道，“将妇女从重重压迫中解放出来，把教法统治下奴仆一样的家庭妇女变为苏维埃的女性公民，不流血怎么可能实现呢？为了这项事业，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妇女干部啊……”
“那恰班的混账爹之后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当然是被枪毙了，苏维埃政权绝不会对它的敌人仁慈。”
“真恨不得用断头台铡了他！怎么会有畜生这样对待妻子！”
卢申科无奈地笑笑，将右手搭在了罗贝尔的肩膀上：“好了好了，人家恰班都没你这么激动，你是想自己的妻子了吧？”
“唉！也有吧，但还是单纯的愤怒更多。”罗贝尔感慨道，“他也太不幸了，我不能让他一直不幸下去。”
“那你想怎么做？”
“虽然我也觉得很难，但我还是想尽力保护他，让他活过这场战争。”
卢申科并不觉得罗贝尔幼稚或者可笑，他只是淡淡地回答：“那就尽力而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