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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人,三国时期曹魏名臣。

    杨阜在三国演义里,着墨不多,因为罗贯中扬刘贬曹的立场,把杨阜轻描淡写,实际上,以杨阜的智、勇、忠、义、廉、直,即使不能与诸葛亮寺马懿相比,也应该和陈群、顾雍、二张等相比。杨阜早年就与同郡的尹奉、赵昂声名在外,一起在凉州担任从事,袁绍发动官渡之战,杨阜为凉州牧韦端所派,到了许昌,被任命为安定长史。自许昌回来,关右各位将领问他袁绍和曹操谁会胜利,他说:“袁公宽厚但不果断,喜好谋略但缺乏决策,不果断就没有威严,缺乏决策就会误事,现在虽然势力强大,然终究不会成就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断应变豪不犹豫,法令统一而军队精良,能使用不循常规的人,所任用的人都各尽其力,他必定是能成大事的人。”他并不想任长史官,就辞职了,韦端又征召他为太仆,韦端儿子韦康任刺史,又征召他为别驾。后被举荐为孝廉,在丞相府供职,州里上表把他留在州里参谋军事。

    杨阜为什么恨马超?《三国志·魏书·杨阜传》里有记载,这两人确实有仇。杨阜此人的特点是道德高尚,刚正不阿,而且有远见卓识,他与马超结仇要从战败渭南说起。当时曹操在后面追杀马超,但马超已经逃到少数民族地区,曹操就想收兵。杨阜这时就认为应该多派兵驻守陇上郡县,防备马超带着少数民族士兵来袭击,曹操也想如此,无奈分兵乏力,只能作罢,只在当地留下杨阜。后来马超果然率领万于少数民族士兵来攻城,此时杨阜手里只有千余人,但还是竭力守城,这场仗打了八个月,援兵还没有到,被派出求救的别驾阎温也被马超所杀,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城里的刺史和太守终于崩溃,准备投降。

    杨阜苦劝没有用,发出了一声感天动地的叹息:“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田单之守,不固于此也。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阜以死守之。”白话的意思就是,“我杨阜率领着父兄子弟,凭着一股义气守城,虽然死也不会变节。当初齐国田单守得即墨城,并不比这里更坚固啊,现在功败垂成,我也陷于了对国家不义的境地,老天啊,我可是以死守城啊。”以此可见杨阜的投降是多麽的委屈,这也就是二人仇恨的由来。

    马超进城后,把杨岳抓起来,又让杨昂杀死刺史和太守,杨阜内心怀着复仇的志向,只是一时寻不着机会。不久杨阜告假,请求埋葬亡妻,杨阜的外兄姜叙屯兵历城。杨阜从小在姜叙家长大,他见到姜叙和叙母之后,叙说了冀城陷落的经过,悲泣不已。姜叙说:“何以如此悲恸?”杨阜说:“守城却又守不住,君长已死而不能同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马超背叛父辈,背叛国家,烧杀将士,这何止是我个人怕受人指责,全州士大夫都要蒙受耻辱,您带兵专管一方却没有讨杀贼逆之心,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赵盾弑其君’的情形。马超虽强,却无视信义,部下矛盾重重,所以打败他并非很困难。”姜叙的母亲很感慨,敦促姜叙听从杨阜的劝说。

    定下计谋后,又与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等联络结盟,共同讨伐马超,又派从弟谟到冀城告诉杨岳内情,并联络了安定的梁宽,南安的赵衢、庞恭等。盟誓以后,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闻讯后亲自率兵出击,赵衢、庞恭等救出杨岳,关闭冀城大门,抓住马超妻儿。马超袭击历城,抓住姜叙的母亲,姜叙母亲骂道:“你是个背叛父亲的逆子,你是杀害君长的叛贼,天地不容,还不早死,还有什么脸见人!”马超大怒,杀死姜叙母亲,杨阜与马超作战,五处受伤,宗族兄弟死了七人,马超南逃,投奔张鲁。杨阜联合姜叙等人,为故主报仇,把马超势力完全逐出了西凉,完成了曹操在渭水一战,想要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这样的智谋是不简单的。

    杨阜应该是个文官,但他在对马超的战争中奋勇拼杀,早在守冀城时,他“率国土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后来驱逐马超时,杨阜又“身被五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是一员智谋和勇气都十分过人的大将。

    陇右平定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封侯者十一人,杨阜为关内侯,杨阜却推辞说:“我杨阜没有保护好州君性命,他们死后,我也没有尽节报孝,在道义上我应被罢黜,在法律上我应被诛杀,马超又没被杀死,我实无权再受爵禄。”曹操说:“你与君臣共创大功,西部百姓至今挂在嘴边,作为美谈,子贡辞让封赏,孔子认为不妥,你尽心报国可嘉,姜叙的母亲劝姜叙早日起兵,实在是明智之举,杨敞的妻子也不过如此,实在贤能!实在贤能!有良史记录忠义,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节义的。”

    曹操征讨汉中,任杨阜为益州刺史,回洛阳后杨阜又被任命为金城太守,还未去赴任,又被转任为武都太守。武都临近西蜀,杨阜请求依据龚遂的老办法,仅仅采取安抚政策,这时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从沮道逼近下辩,氐族雷定等七个部落响应马超,曹操派都护曹洪抗击马超,一举击退马超的进犯。曹洪大摆酒宴,让歌女穿着很薄的衣服踏鼓,在场的人大笑,杨阜严厉斥责曹洪说:“男女有别,这是国家的大节,怎么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女人裸露形体,即使夏桀、商纣的败乱,也不及如此。”于是愤然辞出,曹洪马上下令女伎停演,又请杨阜还座,在场的无不肃然起敬。

    刘备攻取汉中,逼近下辩,曹操考虑到武都距敌人太近,想把百姓迁移至内地,但又怕当地官兵眷恋故土,杨阜很有威望,迁移工作极为顺利,迁居到京兆、扶风、天水等界内的,多达万余户,治所移到小槐里,百姓扶老携幼相随而行,杨阜做太守仅抓大事,下属也不忍心欺骗他。魏文帝曹丕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太守怎么样啊?”大家都一致称赞他是德才兼备的人,还未来得及重用,曹丕就死了,杨阜在郡职呆了十几年,才被召任为城门校尉。

    后来杨阜经常看见魏明帝戴着绣帽,穿着半袖的缥绫衣服,他就问明帝:“这是行的什么礼仪呢?”明帝默不作答,但是后来不按礼法穿朝服,就不敢再见杨阜。明帝大兴土木,选美女以充后宫,还不断出宫到禁囿中巡猎,这年秋天,一场大雨,加上罕见的雷电,竟劈死很多鸟雀。杨阜上书说:“我听说君主圣明,群臣都敢直言不讳,唐尧、虞舜都是圣明的君主,他们公开叫群臣提意见,征听劝谏,大禹多创功业,而自己的宫室却很窄小,成汤王遇上旱灾,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周文王用礼法感化妻子,汉文帝崇尚节约,着布衣,所有这些,都是能听取好的建议,为子孙后代谋虑的举动。臣愿陛下能奉行武皇帝开拓的伟业,恪守文皇帝始终如一的传统,向古代圣贤的善政看齐,力避末代帝王放荡亡国的恶政,所谓善政,即指崇尚节约,重视百姓的生产,所谓恶政,即指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臣愿陛下细心考察古代治世所以明达、古代末世所以衰弱以至灭亡的历史原因,对于近代如汉末的巨大变故有所省悟,就可以引起警惕了,假使汉桓帝和汉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则以及文帝、景帝的恭俭品节,那么即使我太祖曹操再英明伟大,也无施展才能的机会。而陛下哪还有机会位居帝王呢?当今吴、蜀还未平定,在外还有大军,愿您要三思而后行,进宫出宫要慎重,以古代的成败,来作为治理朝政的借鉴,说来容易,但确实关系到成败大事,刚刚下过大雨,暴死的生灵很多,雷电如此厉害,以致击死麻雀,天地神明,把帝王作为它的儿子,凡是政治有所失当的,它就会降灾谴责,应该深刻反省自己,这是圣人的教导。愿陛下在事前就早做思考,在事情初露端倪时就谨慎对待,效法汉孝文帝让汉惠帝的后宫佳丽出去嫁人的办法,把刚选进的美女放出宫去,不久前征入宫的小女孩,我听说不太温驯,应该作长远打算。建宫室和制作器物,一定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尚书》说:‘九族和睦,万国也就协和了。’凡事应考虑周全,拿出妥善的方法,精心计划,以便节省费用,如果能平定吴、蜀,则君民同乐,如此以往,祖先也会欢心,尧舜恐怕还得妒嫉呢,今后应开启信义于天下,安抚百姓,用以昭示边远之人。”

    当时雍丘王曹植怨言深重,认为各藩王之间,城府太甚,所以杨阜又上书,略陈九族亲戚的大义,魏明帝下诏回报杨阜说:“看过密表,先是陈述古代明王圣主业绩,用以讽刺时政,言辞恳切,心地坦诚,我退思补过,将有所匡正,会悉心考虑的,你能苦言衷告,我尤为赞许。”

    大司马曹真率兵伐蜀,因天遇大雨,不得前进,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赤乌出现,是种好的征兆,但他忧虑得时至黄昏还顾不上吃饭。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进船里,君臣都为之变色。行动时有吉祥征兆出现,他们尚且忧虑不已,更何况有灾异情况,怎能不恐惧呢?而今吴、蜀未平,而天灾不断,陛下应当深以反省,专精应答,侧席而坐,用以昭示德行,对内则崇尚节俭。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大雨,被阻隔停留在艰险的崇山峻岭之中,已经有很多天了。转运粮草很艰辛,负荷重,费用特多,如果不能提供后继,一定事与愿违。《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然将大军在山谷中困着,进退不得,这不是用兵之道。武王见白鱼跳船而还师,殷商最终还是被灭掉,因为武王知道天意。而今年歉收,百姓饥苦,应发布告示,减少宫庭中食物和衣服的花销,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免掉。从前邵信臣生活在太平时代,但还是奏表,要求减省多余的食物。而今军用不足,更应节俭。”明帝下诏让各路大军班师回朝。

    后来明帝下诏,让大臣议论哪些政治措施不便于民,杨阜认为:“好的政治在于任人唯贤,使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如果置贤于不顾,只用自己的亲信,这是最坏的政治。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宽敞的宫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劳作,这是伤害农业生产的。那些工匠不务正业,而是竞作奇巧,以迎合皇帝的私欲,这是最为危害国家的根本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当今官吏不论雅俗与否,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不了解统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当务之急是要根除上文提到的‘忘治、害农、伤本、乱民’的四个弊端,昭示于公卿百官与各州郡及藩国,推举贤良方正、朴实敦厚的士子,这是求取贤人的一个重要办法。”杨阜又上书要求那些失宠宫人出宫,于是召集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御府吏恪守过去法令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对这个官吏处以杖打一百的惩罚,并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明帝闻讯后更加敬畏杨阜了。

    明帝的爱女曹淑,不幸夭折,明帝哀痛不已,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在洛阳专为她修庙,把她埋葬在南陵,明帝要亲自送丧,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死时,陛下都未送葬,因为以国家为重,以备有变,为什么为一个小孩去送葬呢?”明帝没有听从。

    明帝在许昌营建新宫,又在洛阳修建宫殿观阁,杨阜上疏说:“尧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宫而百姓乐业。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人为自己建造高大华丽的宫殿而劳民伤财的。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亡国丧身。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结果身受其祸;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结果殃及儿子,天下背叛,帝位仅传到二世就亡国了。凡是不顾惜老百姓只图自己快活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陛下应当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的教训。高高在上,当修德行。要谨慎地守护王位,才能继承祖业。否则,巍巍皇权,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抚恤臣民,仍自我逸乐,崇尚华丽的宫室,则必有颠覆危亡的灾祸。《周易·丰卦》说:‘盖起大屋,遮蔽家人,从外望进去,好像没人。’大王应以天下为家,说大屋无人,这是灾祸的征兆。而今吴、蜀二贼联合,危害国家,十万大军,东西奔走,边境无安宁之日。农民不能从事生产,面有饥色。陛下不忧虑这些大事,而是大兴土木,无休无止。如果国亡而我们大臣都能活下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君王为首领,大臣为肢体,存亡一体,生死与共。《孝经》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要七人,那么即使他治国不当,也不会失去天下的。’我虽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为臣的本分呢?言语不切直,就不能感动陛下。如果陛下不听劝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会败亡的。假如让我身死,而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我虽死犹生。我这是在敲着棺材劝谏,等待杀戮。”明帝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写诏书作答。

    后来,每当朝廷会议大事,杨阜总是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反复谏诤,明帝不听,于是他反复乞求辞职,未得允许。明帝还是个比较宽容的皇帝,虽然不一定听得进去,但都没有打击报复,在这一方面,曹睿比曹操、刘备和孙权要贤明,更别说孙皓一流人物了。

    一个文臣的政治才能,不一定体现在提出政治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也在于能及时发现君主的错误,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唐朝的贞观之治,既因为唐太宗的贤明,也因为房谋杜断,而直言谏争的魏征,至今也被人们称颂,所以,杨阜的忠直,决定了他的政治能力应该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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