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第一小说网www.diYishU.Cc】，大奉打更人最新章节无弹窗免费阅读！
费祎，字文伟，义阳人人，三国时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
《前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两度提到此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这说明，诸葛亮非常看重费祎，并委以重任。
费祎是蜀国的重要人物，事实的确如此，而这个重要人物，有个众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极强，从不因喝酒而误事。诸葛亮身为丞相之时，权力非常大，他去世后，一方面蜀国再没有如他那般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面，后主刘禅也不愿意再出现一个“相父”，来管束自己，于是，刘禅就把丞相一职给废除了，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作为内朝领袖，实际上就是宰相。而费祎这时候任后军师，没过多久，蒋琬又升了官，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那么，尚书令的位置谁来坐呢？就是费祎。这一时期，内阁尚书台坐办公室的主官，是尚书令费祎，他的直接领导人就是录尚书事蒋琬。
蒋琬当了一把手后，考虑到诸葛亮多次北出秦岭，讨伐曹魏均无功而返，于是打算多造战船，从荆州西部北上，奇袭魏国的魏兴、上庸等郡。这一想法改变了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其中包括费祎和姜维。为此，蒋琬上书给后主刘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蒋琬上了书，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身患重病，也没有好转。刘禅只得擢升蒋琬为大司马，但这个职务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荣誉职衔，权力比大将军、录尚书事差远了，蒋琬的原职务谁来接任呢？当然就是费祎。
费祎执政后，一改诸葛亮连年北伐的策略，因为当时蜀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费祎主要精力都放在内治方面，基本没进行过过大的进攻性军事活动。但姜维与费祎不同，他坚持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多次要求费祎下令北伐，屡屡要求，费祎既不好一味退却，打击姜维的积极性，同时又担心姜维打败耗费国力，于是他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只派一万人马给姜维。姜维挺寒酸的，就靠仅有的一万人马骚扰曹魏边境，先后打了几仗，战国寥寥，只保持了进攻的态势，到了蜀汉延熙十三年，姜维再度率军杀出祁山，进攻魏国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胜利，没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这场战役中，姜维也有收获，那就是活捉了时任魏中郎将的郭循。
如此一来，曹魏利用郭循潜伏刺杀费祎是不可能的，这桩血案就变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蒋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团的卧底，与费祎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那么，他有什么动机要杀害费祎？并且是同归于尽的方式，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后。我们只能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后，谁会获得最大的利益？毋庸置疑，费祎死后，政治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姜维。而且，他与费祎的战略方针矛盾，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姜维显然是身受费祎压制的。由此，他心生杀机也是情理之中。再看陈寿《三国志·姜维传》里的一段记录：“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也就是说，蜀汉延熙十六年春天，费祎死亡。夏天，姜维就率领数万人的军队出征。由此可见，费祎的死，对姜维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这样说起来，刺杀费祎的幕后者就一定是姜维了吗？不，《资治通鉴卷》中对郭槐有不同的说法，里面曾记录了一个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郭循多次想刺杀后主刘禅，却没有机会亲近，每次都被刘禅的护卫给挡了回来，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推测，说郭循刺杀刘禅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杀宰相费祎，然而，这一推测实在矛盾。如果郭循屡次想刺杀刘禅，早就被千刀万剐了，怎会任其在朝中任职活动，到了延熙十六年，还被邀请去去参加宴会。
这郭循原本打算刺杀后主刘禅，无法得逞才转来杀其他目标，姜维总没动机杀刘禅吧，但是，即便这个记录是费祎被刺案后来补上去的。姜维要操纵郭循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郭循俘虏，带回朝中，是费祎重用了郭循，要说培养“死士”，总得给人一些恩宠吧，而这恩宠是费祎给的，不是姜维给的。郭循当“死士”，也该是费祎的“死士”怎么搞反了？于是又出现一种推论：姜维俘虏了郭循，并没有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是当场就把他杀了，继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养的死士冒名顶替。接着，这个冒充的郭循就潜伏在费祎身边，得到左将军之位。
然后十六年年初大会上，潜伏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怕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事后便在朝臣中散布谣言：说郭循早怀谋反之心，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当郭循刺杀费祎的消息传到曹魏后，当时的魏主曹髦下诏嘉奖郭循。追封其为长乐侯，食邑千户，并且拜郭循的儿子为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而费祎死后，后主刘禅根据他对汉室所建的功勋，谥赠“城乡敬侯”，并为其举行国葬；将其安葬于汉寿城西门外社稷坛南边。并勒石竖碑镌刻：“汉尚书令费公敬侯之墓”。
费祎的死，给蜀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绝不仅仅只是朝政的动荡。要知道，费祎是蜀汉最后一个颇具才能且能服众的宰相。
费祎，字文伟，义阳人人，三国时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
《前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两度提到此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这说明，诸葛亮非常看重费祎，并委以重任。
费祎是蜀国的重要人物，事实的确如此，而这个重要人物，有个众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极强，从不因喝酒而误事。诸葛亮身为丞相之时，权力非常大，他去世后，一方面蜀国再没有如他那般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面，后主刘禅也不愿意再出现一个“相父”，来管束自己，于是，刘禅就把丞相一职给废除了，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作为内朝领袖，实际上就是宰相。而费祎这时候任后军师，没过多久，蒋琬又升了官，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那么，尚书令的位置谁来坐呢？就是费祎。这一时期，内阁尚书台坐办公室的主官，是尚书令费祎，他的直接领导人就是录尚书事蒋琬。
蒋琬当了一把手后，考虑到诸葛亮多次北出秦岭，讨伐曹魏均无功而返，于是打算多造战船，从荆州西部北上，奇袭魏国的魏兴、上庸等郡。这一想法改变了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其中包括费祎和姜维。为此，蒋琬上书给后主刘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蒋琬上了书，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身患重病，也没有好转。刘禅只得擢升蒋琬为大司马，但这个职务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荣誉职衔，权力比大将军、录尚书事差远了，蒋琬的原职务谁来接任呢？当然就是费祎。
费祎执政后，一改诸葛亮连年北伐的策略，因为当时蜀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费祎主要精力都放在内治方面，基本没进行过过大的进攻性军事活动。但姜维与费祎不同，他坚持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多次要求费祎下令北伐，屡屡要求，费祎既不好一味退却，打击姜维的积极性，同时又担心姜维打败耗费国力，于是他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只派一万人马给姜维。姜维挺寒酸的，就靠仅有的一万人马骚扰曹魏边境，先后打了几仗，战国寥寥，只保持了进攻的态势，到了蜀汉延熙十三年，姜维再度率军杀出祁山，进攻魏国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胜利，没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这场战役中，姜维也有收获，那就是活捉了时任魏中郎将的郭循。
如此一来，曹魏利用郭循潜伏刺杀费祎是不可能的，这桩血案就变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蒋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团的卧底，与费祎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那么，他有什么动机要杀害费祎？并且是同归于尽的方式，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后。我们只能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后，谁会获得最大的利益？毋庸置疑，费祎死后，政治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姜维。而且，他与费祎的战略方针矛盾，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姜维显然是身受费祎压制的。由此，他心生杀机也是情理之中。再看陈寿《三国志·姜维传》里的一段记录：“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也就是说，蜀汉延熙十六年春天，费祎死亡。夏天，姜维就率领数万人的军队出征。由此可见，费祎的死，对姜维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这样说起来，刺杀费祎的幕后者就一定是姜维了吗？不，《资治通鉴卷》中对郭槐有不同的说法，里面曾记录了一个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郭循多次想刺杀后主刘禅，却没有机会亲近，每次都被刘禅的护卫给挡了回来，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推测，说郭循刺杀刘禅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杀宰相费祎，然而，这一推测实在矛盾。如果郭循屡次想刺杀刘禅，早就被千刀万剐了，怎会任其在朝中任职活动，到了延熙十六年，还被邀请去去参加宴会。
这郭循原本打算刺杀后主刘禅，无法得逞才转来杀其他目标，姜维总没动机杀刘禅吧，但是，即便这个记录是费祎被刺案后来补上去的。姜维要操纵郭循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郭循俘虏，带回朝中，是费祎重用了郭循，要说培养“死士”，总得给人一些恩宠吧，而这恩宠是费祎给的，不是姜维给的。郭循当“死士”，也该是费祎的“死士”怎么搞反了？于是又出现一种推论：姜维俘虏了郭循，并没有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是当场就把他杀了，继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养的死士冒名顶替。接着，这个冒充的郭循就潜伏在费祎身边，得到左将军之位。
然后十六年年初大会上，潜伏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怕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事后便在朝臣中散布谣言：说郭循早怀谋反之心，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当郭循刺杀费祎的消息传到曹魏后，当时的魏主曹髦下诏嘉奖郭循。追封其为长乐侯，食邑千户，并且拜郭循的儿子为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而费祎死后，后主刘禅根据他对汉室所建的功勋，谥赠“城乡敬侯”，并为其举行国葬；将其安葬于汉寿城西门外社稷坛南边。并勒石竖碑镌刻：“汉尚书令费公敬侯之墓”。
费祎的死，给蜀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绝不仅仅只是朝政的动荡。要知道，费祎是蜀汉最后一个颇具才能且能服众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