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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好文，字惟中，自号河滨渔者，大名府东明县人，进士及第，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历仕元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六朝，官至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李好文，进士及第，授为大名路浚州判官，后入朝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助教。有一次，盗贼偷窃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庙中的神主牌位，李好文上言：“按照古代的礼制，神主应当用木头制作，用金银玉石制成的祭祀用具，应当别用一间屋保管起来，以免被盗。自我朝先祖建国以来，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礼节，都是临时将祭祀用具取来用，太常博士不过是按照惯例应答用而已。以前，诏令臣下纂修《集礼》一书，而令各省和地方各郡设置专门部门进行纂修工作，这样做自然长久难以修成。礼乐之事应以朝廷所制订为标准，地主郡县哪里有什么礼乐！”李好文告知掌管太常仪礼院的长官，请上级从部下属吏中选择了几个人，又请求调用书库中的各种有关文字材料，以采录选择，三年之后，该书纂修完成，共50卷，起名为《太常集礼》。
后来，李好文被迁升为国子监博士，正赶上父母去世，解职归家，守丧完毕之后，又被启用为国子监丞，升拜监察御史。当时，朝中又用“至元”年号纪年，和以前重复，李好文上书说：“年号袭用过去已经用过的，自古以来也未曾听说。袭用过去的名字，却没有当时的实际，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并且谈了现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情况十几条。到河东去检录审验狱中的囚犯，有一个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杀人罪，却未找到凶器和足够的证据，押了14年还没有决断。李好文说：“哪里有判决不了的案子拖延这么久的！”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诸侯王的师傅撒都剌用脚把别人踢死，许多人都说：“依仗王爷的势力而杀人，比使用凶器还恶劣，况且是在向别人勒索时而杀了人家，其情节尤为严重。”下令将撒都剌处以死刑，消息传出，河东为之震动。之后，李好文受命主持河南和浙东两道廉访司之事。
皇帝在太庙中举行祭祀，诏令李好文主管太常礼仪院之事，到元宁宗的庙中时，派阿鲁问李好文说：“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礼吗？”李好文和博士刘闻回答说：“即帝位在别人之后，就应该行后代之礼。”元顺帝便行了拜礼。从此以后，元顺帝每次亲自主持祭礼，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礼仪使之职以辅助祭祀。
除为江南行台活书付御史，李好文还未出发，又改任为礼部尚书，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除为治书侍御史后，仍然参与修史的工作。不久，命李好文参议中书省之事。工作十天后，因编修史书工作繁忙，仍回原职任治书，后来，又任命李好文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当时，行台之中官吏人员不够，李好文一人独自处理行台中的各种政务。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使者官报私仇，污蔑西蜀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马儿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认有罪，王武不屈服，被处以轻君侮上之罪。李好文闻听后说：“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应当察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处罚邪恶，伸张正义。而现在，从行者到各郡县，不曾听说举劾过一个人，惟独有关的官吏，却没一个能够幸免的，这怎么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则呢？”李好文便率领御史极力辩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并谈了十几件奉使不不法的事情。至正6年，任李好文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然兼任国子监祭酒的职务。
李好文出朝任参知湖广行省政事，改任湖北道廉访使，不久，又召任为太常礼仪院使。元顺帝因为皇太子年龄逐渐长大，为加强教育，开设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学其中，令右丞相脱脱，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极力推辞，上书宰相说：“古代三代的圣明君王，莫不把教育太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盖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术为根本，古代圣贤的道保存在经书之中，而传司经书是为明习治天下之道，出京师治理民政事务是为了锻炼能力，关系重大，关键在于要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为不足为人模模，便不能胜任养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学问不是臻于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启发太子的聪明过智。应该选求品学兼优的鸿儒，以辅助养育有关国家兴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素来就很轻，草野乡村的习气已积久成习，难以祛除，章句学问的功夫又因忙于俗事而耽误已久。突然肩负这样的重托，实在是难以担当。请一定选择比我更好的人，这样国家可以因得人而兴盛，而我也免于被别人讥刺妨碍贤人进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书信呈献给了元顺帝，元顺帝赞叹了他，却不答应李好文的请求。李好文说：“要想求得古代圣贤的二帝三王之道，必须由孔子的儒学入门，这些书有《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李好文又将这些书的要点摘出来，按照经书的意思加以注释。又博取历史传记和前代学者的论说中那些有关治理国家的纲领，并和经书的意旨相契合的，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体例，写成一本十一卷的书，书名为《端本堂经训要义》，写上奏章，奉献给元顺帝。元顺帝诏令将此书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学习。
李好文又上书皇太子说：“臣所要说的，就是以前进献的经典中所讲的，殿下应、以臣所进的各书，参考《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如果真能够一一参悟前推广应用，则日理望万机，以致天下太平，实在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肃静地接纳了李好文的话和书。以后，李好文屡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为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的俸禄以终其身。
李好文擅长诗文，颇负盛名，仕途显赫，故有元一代与李好文交游唱和者甚多，但今存与李好文唱和之元人之诗已经很少，流传下来这些诗作的作者主要有吴师道、许有壬、陈旅、宋褧、余阙、胡助等人。一生着述丰富，除了教授太子时编撰的着作《历代帝王宝鉴》、《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之外，李好文还参与编修《金史》和《宋史》。《元史·李好文传》载李好文与修辽、金、宋三史，据《进<金史>表》、《进<宋史>表》和金、宋二史的修史官员名单，李好文分别担任二史的总裁官，但《辽史》附录所载《进<辽史>表》和修《辽史》的官员名单中，却没有李好文，所以李好文很可能没有参与编修《辽史》，至少他没有担任修《辽史》的总裁官。
《长安志图》，原名《长安图记》，《长安志图》的初稿成于至正二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对原稿又做了补充，整部书稿最终成于至正四年。《长安志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经训堂刊本，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原序中有详细交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书名误作《长安图记》，清人后将图并入《长安志》，图名由《长安图记》改为《长安志图》。
李好文，字惟中，自号河滨渔者，大名府东明县人，进士及第，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历仕元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六朝，官至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李好文，进士及第，授为大名路浚州判官，后入朝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助教。有一次，盗贼偷窃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庙中的神主牌位，李好文上言：“按照古代的礼制，神主应当用木头制作，用金银玉石制成的祭祀用具，应当别用一间屋保管起来，以免被盗。自我朝先祖建国以来，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礼节，都是临时将祭祀用具取来用，太常博士不过是按照惯例应答用而已。以前，诏令臣下纂修《集礼》一书，而令各省和地方各郡设置专门部门进行纂修工作，这样做自然长久难以修成。礼乐之事应以朝廷所制订为标准，地主郡县哪里有什么礼乐！”李好文告知掌管太常仪礼院的长官，请上级从部下属吏中选择了几个人，又请求调用书库中的各种有关文字材料，以采录选择，三年之后，该书纂修完成，共50卷，起名为《太常集礼》。
后来，李好文被迁升为国子监博士，正赶上父母去世，解职归家，守丧完毕之后，又被启用为国子监丞，升拜监察御史。当时，朝中又用“至元”年号纪年，和以前重复，李好文上书说：“年号袭用过去已经用过的，自古以来也未曾听说。袭用过去的名字，却没有当时的实际，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并且谈了现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情况十几条。到河东去检录审验狱中的囚犯，有一个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杀人罪，却未找到凶器和足够的证据，押了14年还没有决断。李好文说：“哪里有判决不了的案子拖延这么久的！”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诸侯王的师傅撒都剌用脚把别人踢死，许多人都说：“依仗王爷的势力而杀人，比使用凶器还恶劣，况且是在向别人勒索时而杀了人家，其情节尤为严重。”下令将撒都剌处以死刑，消息传出，河东为之震动。之后，李好文受命主持河南和浙东两道廉访司之事。
皇帝在太庙中举行祭祀，诏令李好文主管太常礼仪院之事，到元宁宗的庙中时，派阿鲁问李好文说：“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礼吗？”李好文和博士刘闻回答说：“即帝位在别人之后，就应该行后代之礼。”元顺帝便行了拜礼。从此以后，元顺帝每次亲自主持祭礼，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礼仪使之职以辅助祭祀。
除为江南行台活书付御史，李好文还未出发，又改任为礼部尚书，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除为治书侍御史后，仍然参与修史的工作。不久，命李好文参议中书省之事。工作十天后，因编修史书工作繁忙，仍回原职任治书，后来，又任命李好文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当时，行台之中官吏人员不够，李好文一人独自处理行台中的各种政务。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使者官报私仇，污蔑西蜀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马儿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认有罪，王武不屈服，被处以轻君侮上之罪。李好文闻听后说：“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应当察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处罚邪恶，伸张正义。而现在，从行者到各郡县，不曾听说举劾过一个人，惟独有关的官吏，却没一个能够幸免的，这怎么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则呢？”李好文便率领御史极力辩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并谈了十几件奉使不不法的事情。至正6年，任李好文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然兼任国子监祭酒的职务。
李好文出朝任参知湖广行省政事，改任湖北道廉访使，不久，又召任为太常礼仪院使。元顺帝因为皇太子年龄逐渐长大，为加强教育，开设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学其中，令右丞相脱脱，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极力推辞，上书宰相说：“古代三代的圣明君王，莫不把教育太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盖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术为根本，古代圣贤的道保存在经书之中，而传司经书是为明习治天下之道，出京师治理民政事务是为了锻炼能力，关系重大，关键在于要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为不足为人模模，便不能胜任养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学问不是臻于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启发太子的聪明过智。应该选求品学兼优的鸿儒，以辅助养育有关国家兴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素来就很轻，草野乡村的习气已积久成习，难以祛除，章句学问的功夫又因忙于俗事而耽误已久。突然肩负这样的重托，实在是难以担当。请一定选择比我更好的人，这样国家可以因得人而兴盛，而我也免于被别人讥刺妨碍贤人进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书信呈献给了元顺帝，元顺帝赞叹了他，却不答应李好文的请求。李好文说：“要想求得古代圣贤的二帝三王之道，必须由孔子的儒学入门，这些书有《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李好文又将这些书的要点摘出来，按照经书的意思加以注释。又博取历史传记和前代学者的论说中那些有关治理国家的纲领，并和经书的意旨相契合的，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体例，写成一本十一卷的书，书名为《端本堂经训要义》，写上奏章，奉献给元顺帝。元顺帝诏令将此书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学习。
李好文又上书皇太子说：“臣所要说的，就是以前进献的经典中所讲的，殿下应、以臣所进的各书，参考《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如果真能够一一参悟前推广应用，则日理望万机，以致天下太平，实在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肃静地接纳了李好文的话和书。以后，李好文屡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为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的俸禄以终其身。
李好文擅长诗文，颇负盛名，仕途显赫，故有元一代与李好文交游唱和者甚多，但今存与李好文唱和之元人之诗已经很少，流传下来这些诗作的作者主要有吴师道、许有壬、陈旅、宋褧、余阙、胡助等人。一生着述丰富，除了教授太子时编撰的着作《历代帝王宝鉴》、《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之外，李好文还参与编修《金史》和《宋史》。《元史·李好文传》载李好文与修辽、金、宋三史，据《进<金史>表》、《进<宋史>表》和金、宋二史的修史官员名单，李好文分别担任二史的总裁官，但《辽史》附录所载《进<辽史>表》和修《辽史》的官员名单中，却没有李好文，所以李好文很可能没有参与编修《辽史》，至少他没有担任修《辽史》的总裁官。
《长安志图》，原名《长安图记》，《长安志图》的初稿成于至正二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对原稿又做了补充，整部书稿最终成于至正四年。《长安志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经训堂刊本，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原序中有详细交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书名误作《长安图记》，清人后将图并入《长安志》，图名由《长安图记》改为《长安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