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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夔，字大章，号损庵，严州府桐庐县人，明朝名臣。中进士，授任吏科给事中，向英宗上陈时政八事，立见施行。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虏，姚夔果断建议拥立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英宗复辟后，被调往南京，不久又被调回，后累官至礼部尚书，掌管贡举。钱皇后去世后，姚夔不惧周太后的权势，力请钱皇后与英宗合葬，最终使宪宗及周太后同意所请，后迁任吏部尚书，加授太子少保。姚夔去世，享年六十岁，获赠荣禄大夫、少保，谥号文敏。
姚夔，生于严州府桐庐县，参加乡试名列第一，进入国子监学习，参加会试，再次名列第一，登进士第。姚夔担任吏科给事中，承担监察、谏言的职责，有了向朝廷直接上奏疏的机会。姚夔上的第一道奏疏，就是奏请英宗关于时政的八件事：“皇帝要蓄养德行、各部要推举贤才、考察相关部门、慎重选取谏臣、延宽诰敕的时限、革除仓库监察的弊病、建立追谥的准则、在各地当地选取教官。”这八事都关乎君德、国政之要，切中时弊，深受英宗嘉许，多数得到采纳。
姚夔得知一些地方的赈贫粮仓，里长、甲长怕贫者不能偿还，就贷给富户收取利息，以致贫民凶年饥，丰年亦饥，将这件事急奏朝廷，要求下令天下相关部门，每年打开粮仓必须亲自勘察，先贷给最贫困的人，英宗见到姚夔的奏请，立即命令各地施行，全国不少贫民赖此得益。
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上下分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在是否劝监国的朱祁钰即位的问题上，意见纷纭，议而不决，于是询问各位言官的意见。姚夔厉声说：“国家任用大臣正是为江山社稷，此事何须再议！”于是与众大臣诣文华殿，恳请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也先率重兵长驱直入，京师危急，姚夔上奏战守方略，指出：“兵败之后，人心未定，应该坚壁固守，请急调辽东、宣府兵入卫，与京军内外夹击。”各路勤王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部署指挥下，大败瓦剌军，北京保卫战取得全胜。
姚夔越级擢升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当时刑部规矩废弛，案件堆积如山，姚夔到任后，整顿吏治，严肃规矩，不久监狱便无长期滞留的囚犯。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英宗重登皇位，石亨以首功进爵忠国公，其下属、亲友、故交因此有四千余人得官。石亨结党营私，势焰熏灼，不附石亨的正直之臣斥遂殆尽，一些小人竞相走其门路，而姚夔不卑不亢，兀立不附，石亨怨恨姚夔不依附自己，就乘间将他调往南京，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英宗知姚夔的为人，没过几月就调他回京，任吏部左侍郎，当时石亨有一党羽，原为真定知府，因为贪赃被免职，石亨派亲信去嘱托姚夔为此人复职，并带去了已拟好的复职稿让姚夔批复。姚夔掷笔于案，大声说：“我宁肯不做侍郎，也必不批准此稿。”于是制止了此事，后来石亨被罢官，攀附石亨的人都被降黜，而姚夔声名远播。
姚夔迁任礼部尚书，主持贡试，试院失火，烧死贡士多人，姚夔引咎自责，说未能防范于未然，致殃及天下英才，伏地痛哭不止。江南大旱，南京兵部尚书李宾上奏朝廷，请求宪宗“命令浙江、江西、福建诸生缴纳米来救济灾荒，凡缴纳粮米者均可入国子监读书。”宪宗听从李宾的建议，准备下旨实行，姚夔坚持认为不可，他认为济荒应由国库支出钱粮，或发动富室赞助解决，不应靠变相卖学来实现，这不仅损害国子监声誉，而且增加诸生负担，此议终作罢论。
国家屡次发生天灾，出现异象，按照“天人感应”说，姚夔上疏请求宪宗做到十件事：均爱后宫嫔妃，以添子嗣；放弃在西山新建塔院；斥远阿谀奉承之徒；参加经筵；裁决政务；亲君子；远小人；节约吃穿用度；爱护国之栋梁；衣着、饮食、言语、行动都遵从祖制，以回天意。他还认为：“现在能够保持成化初年的政策，就已经足够了。”宪宗以优诏答复，姚夔所上请的十件事，皆被批准。
孝庄钱皇后去世，钱皇后没有为英宗留下子嗣，按照惯例，未能留下子嗣的皇后多被废黜，而英宗不愿效仿前人，因此去世前留下诏命，命钱皇后百年之后与他合葬。而英宗去世后，宪宗生母周妃指使太监夏时等提议：以钱皇后久病未育为由，尊周妃为太后。此议被阁臣商辂、彭时等阻止，但提出两宫并尊之议，得到同意。此时钱皇后去世，此议又起，周太后欲于百年后与英宗合墓，便授意宪宗为钱皇后另选葬地，一时间朝内哗然，但众臣皆“相视莫敢先发”。彭时等首先上疏，执意请二后并袱陵庙，宪宗深感母命难违，决疑不下。
姚夔执掌礼部，深感此事事关重大，便冒着违忤周太后旨意之险，就“陵庙事”一连向宪宗上了三道奏章，反复直言此事不合礼制，不合孝道。宪宗见了姚夔的三道奏章，仍决议不下，最后宪宗虽赞同众大臣提议，但由于数次请命太后未获批准，仍令在裕陵旁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安葬钱太后。姚夔见上奏章无效，就率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锦衣卫、六科十三道九十九名官员，跪伏于文华门哭谏。最终，宪宗来到清宁宫将群臣之意转达给太后，恳请她顺从人心，在此严峻形势之下，周太后妥协，同意让孝庄钱皇后与英宗合葬裕陵，神主附太庙。
天空中出现彗星，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有人行为不当，而上天要降不祥于人间，言官借此接连弹劾姚夔，姚夔请求辞官回乡，宪宗不允。宪宗相信番僧，有的被封法王、佛子，服装用度僭越无度，一时奸人都羡慕他们，争相做其徒弟，姚夔向宪宗力谏，这种势头稍减。
姚夔任吏部尚书期间，注意人才的提拔和任用，也不避亲戚故旧。当初，王翱主持吏部，对南方人有所压制，所以北方人很喜欢他，到姚夔时，喜欢帮助南方人，只要是被姚夔评定或推荐的人多能称职。
姚夔病重，卧床不起，临终时，他对儿子姚壁说：“我受国之厚恩，不能做到谋求回报，死后勿按惯例请求厚葬重祭，以加重我的过错。”姚夔在京师长安里的家中病逝，享年六十岁，宪宗听闻噩耗，深为悼痛，赐祭葬，追赠他为荣禄大夫、少保，谥号“文敏”。
姚夔，在朝三十余年，老成干练，受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器重，先掌礼部、再掌吏部，皆有所作为，忧国之心老而弥笃，堪称人臣表率，每当朝议不定时，他总能一言立决，为朝局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着有《姚文敏集》八卷。
姚夔，字大章，号损庵，严州府桐庐县人，明朝名臣。中进士，授任吏科给事中，向英宗上陈时政八事，立见施行。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虏，姚夔果断建议拥立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英宗复辟后，被调往南京，不久又被调回，后累官至礼部尚书，掌管贡举。钱皇后去世后，姚夔不惧周太后的权势，力请钱皇后与英宗合葬，最终使宪宗及周太后同意所请，后迁任吏部尚书，加授太子少保。姚夔去世，享年六十岁，获赠荣禄大夫、少保，谥号文敏。
姚夔，生于严州府桐庐县，参加乡试名列第一，进入国子监学习，参加会试，再次名列第一，登进士第。姚夔担任吏科给事中，承担监察、谏言的职责，有了向朝廷直接上奏疏的机会。姚夔上的第一道奏疏，就是奏请英宗关于时政的八件事：“皇帝要蓄养德行、各部要推举贤才、考察相关部门、慎重选取谏臣、延宽诰敕的时限、革除仓库监察的弊病、建立追谥的准则、在各地当地选取教官。”这八事都关乎君德、国政之要，切中时弊，深受英宗嘉许，多数得到采纳。
姚夔得知一些地方的赈贫粮仓，里长、甲长怕贫者不能偿还，就贷给富户收取利息，以致贫民凶年饥，丰年亦饥，将这件事急奏朝廷，要求下令天下相关部门，每年打开粮仓必须亲自勘察，先贷给最贫困的人，英宗见到姚夔的奏请，立即命令各地施行，全国不少贫民赖此得益。
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上下分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在是否劝监国的朱祁钰即位的问题上，意见纷纭，议而不决，于是询问各位言官的意见。姚夔厉声说：“国家任用大臣正是为江山社稷，此事何须再议！”于是与众大臣诣文华殿，恳请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也先率重兵长驱直入，京师危急，姚夔上奏战守方略，指出：“兵败之后，人心未定，应该坚壁固守，请急调辽东、宣府兵入卫，与京军内外夹击。”各路勤王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部署指挥下，大败瓦剌军，北京保卫战取得全胜。
姚夔越级擢升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当时刑部规矩废弛，案件堆积如山，姚夔到任后，整顿吏治，严肃规矩，不久监狱便无长期滞留的囚犯。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英宗重登皇位，石亨以首功进爵忠国公，其下属、亲友、故交因此有四千余人得官。石亨结党营私，势焰熏灼，不附石亨的正直之臣斥遂殆尽，一些小人竞相走其门路，而姚夔不卑不亢，兀立不附，石亨怨恨姚夔不依附自己，就乘间将他调往南京，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英宗知姚夔的为人，没过几月就调他回京，任吏部左侍郎，当时石亨有一党羽，原为真定知府，因为贪赃被免职，石亨派亲信去嘱托姚夔为此人复职，并带去了已拟好的复职稿让姚夔批复。姚夔掷笔于案，大声说：“我宁肯不做侍郎，也必不批准此稿。”于是制止了此事，后来石亨被罢官，攀附石亨的人都被降黜，而姚夔声名远播。
姚夔迁任礼部尚书，主持贡试，试院失火，烧死贡士多人，姚夔引咎自责，说未能防范于未然，致殃及天下英才，伏地痛哭不止。江南大旱，南京兵部尚书李宾上奏朝廷，请求宪宗“命令浙江、江西、福建诸生缴纳米来救济灾荒，凡缴纳粮米者均可入国子监读书。”宪宗听从李宾的建议，准备下旨实行，姚夔坚持认为不可，他认为济荒应由国库支出钱粮，或发动富室赞助解决，不应靠变相卖学来实现，这不仅损害国子监声誉，而且增加诸生负担，此议终作罢论。
国家屡次发生天灾，出现异象，按照“天人感应”说，姚夔上疏请求宪宗做到十件事：均爱后宫嫔妃，以添子嗣；放弃在西山新建塔院；斥远阿谀奉承之徒；参加经筵；裁决政务；亲君子；远小人；节约吃穿用度；爱护国之栋梁；衣着、饮食、言语、行动都遵从祖制，以回天意。他还认为：“现在能够保持成化初年的政策，就已经足够了。”宪宗以优诏答复，姚夔所上请的十件事，皆被批准。
孝庄钱皇后去世，钱皇后没有为英宗留下子嗣，按照惯例，未能留下子嗣的皇后多被废黜，而英宗不愿效仿前人，因此去世前留下诏命，命钱皇后百年之后与他合葬。而英宗去世后，宪宗生母周妃指使太监夏时等提议：以钱皇后久病未育为由，尊周妃为太后。此议被阁臣商辂、彭时等阻止，但提出两宫并尊之议，得到同意。此时钱皇后去世，此议又起，周太后欲于百年后与英宗合墓，便授意宪宗为钱皇后另选葬地，一时间朝内哗然，但众臣皆“相视莫敢先发”。彭时等首先上疏，执意请二后并袱陵庙，宪宗深感母命难违，决疑不下。
姚夔执掌礼部，深感此事事关重大，便冒着违忤周太后旨意之险，就“陵庙事”一连向宪宗上了三道奏章，反复直言此事不合礼制，不合孝道。宪宗见了姚夔的三道奏章，仍决议不下，最后宪宗虽赞同众大臣提议，但由于数次请命太后未获批准，仍令在裕陵旁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安葬钱太后。姚夔见上奏章无效，就率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锦衣卫、六科十三道九十九名官员，跪伏于文华门哭谏。最终，宪宗来到清宁宫将群臣之意转达给太后，恳请她顺从人心，在此严峻形势之下，周太后妥协，同意让孝庄钱皇后与英宗合葬裕陵，神主附太庙。
天空中出现彗星，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有人行为不当，而上天要降不祥于人间，言官借此接连弹劾姚夔，姚夔请求辞官回乡，宪宗不允。宪宗相信番僧，有的被封法王、佛子，服装用度僭越无度，一时奸人都羡慕他们，争相做其徒弟，姚夔向宪宗力谏，这种势头稍减。
姚夔任吏部尚书期间，注意人才的提拔和任用，也不避亲戚故旧。当初，王翱主持吏部，对南方人有所压制，所以北方人很喜欢他，到姚夔时，喜欢帮助南方人，只要是被姚夔评定或推荐的人多能称职。
姚夔病重，卧床不起，临终时，他对儿子姚壁说：“我受国之厚恩，不能做到谋求回报，死后勿按惯例请求厚葬重祭，以加重我的过错。”姚夔在京师长安里的家中病逝，享年六十岁，宪宗听闻噩耗，深为悼痛，赐祭葬，追赠他为荣禄大夫、少保，谥号“文敏”。
姚夔，在朝三十余年，老成干练，受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器重，先掌礼部、再掌吏部，皆有所作为，忧国之心老而弥笃，堪称人臣表率，每当朝议不定时，他总能一言立决，为朝局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着有《姚文敏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