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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交,初名蛟,字志同,号九峰,生于今钟祥张集九华山,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户部尚书。

    孙交,入太学,受到当时理学名臣、杰出学者海南人丘濬的器重,并为其更名孙交。初授南京兵部车驾主事,因为办事干练,为南京兵部尚书王恕所重。王恕以奉公守法敢于直谏而名振朝野,王恕执掌吏部,荐升他担任稽勋员外郎,历文选郎,又升验封郎中。王恕撰《吏部奏议》九卷,就是孙交帮忙编排的,还请在诗坛颇具声望及影响的李东阳为之作序。

    不久,父母病重,孙交请假归省遂丁父母忧,守制结束后,起复补稽勋郎中又调文选,前后居吏部十四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廉洁奉公的人多有推引。宣府、大同一带有边警,他奉命经略黄花镇诸边隘,孝宗皇帝亲赐金绮为他壮行,当时他的朋友被称为“弘治四杰”的边贡有诗“送孙志同经略居庸二首”相赠,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宝剑青骢马,秋高出塞行。田公受新律,武子旧传兵。鼓角边云惨,旌旗海日明。穹庐莫南徙,中国有长城”。充分表达友人对他此行的期待。到任后孙交深入险要,现场指挥调度,采取增修垣堑,广植树木等办法有效地阻滞了敌骑的进攻,还用空余时间到边卫学校担任教授,以训武官子弟。

    孙交进升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管理漕粮收储,但不久又改任吏部。当时吏部尚书是经大学士焦芳推荐依附宦官刘瑾,由左侍郎升为尚书的张彩,此人能言善辩,左右逢源,深得专权谋叛的刘瑾喜欢。刘瑾曾直言训问张彩:“人皆晋升后亲往谢余,尔何不见,何也?”张彩回答说:“擢升于我者皇帝恩泽也,谢尔者岂不世人非议也”!刘瑾干笑道:“知我者,莫若乡党也!”。刘瑾办寿,“朝官赴贺,跪于庭下,瑾不睬,差人请彩往,瑾立出门迎之”。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些事情对正直的孙交来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要对工作负责对上司的前途命运负责,因此私下里和张彩没少交流,然而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张彩认为是孙交故意跟他过不去,一怒之下将这位好心的下属调往南京任了虚职。

    刘瑾擅权被诛,随后群臣追论阉党官员,吏部尚书张彩被逮,死于狱中;刘宇、焦芳等已致仕,削籍为民;刘瑾亲信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处斩;尚书、侍郎以下依附刘瑾的官员多人续被罢黜。朝廷正到用人时,杨一清由户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空下来的户部尚书位置就由孙交来顶替,这是朝廷认真权衡的结果。虽然孙交熟悉吏部事务,但他更擅长经济管理工作。当时征讨流寇,调度繁急,连岁灾荒,正赋不足,孙交筹划适宜,勉力支撑,既保障了前线的供应,又使饥民得到赈荒救济,因此老百姓不至于十分贫困破敝。

    孙交的贡献,得到了武宗皇帝“赐玉带麟服”的奖赏,也使他陷入地位不保的尴尬,贪赃者认为有孙交在,感到很不方便。特别是武宗皇帝准备以太平仓赐给幸臣裴德、云南镇守中官张伦奏请开采银矿、南京织造中官吴经奏请经费等问题,孙交态度坚决予以否决,因而群起攻之。孙交与礼部尚书傅珪都“以守正见忤”,权幸“遂矫旨令二人致仕”,当时给事中李阳春、御史原轩等为他们请留求情,没有被武宗皇帝采纳。

    封国湖广安陆州的宪宗四子兴王朱佑杬,十分看重孙交的品行和才干,与他交往甚密,连宫中想吃的食物,也“令中使于孙尚书家索之”,还专门把紧靠阳春台旁边的一块闲地,割让给孙交“以益其宅”。后来嘉靖皇帝继位以后,有中官告孙尚书侵地,世宗说:“此先皇所赐,吾敢夺耶”?这一方面说明嘉靖皇帝的确是个孝子,非常尊重父亲生前的决定,另一方面说明嘉靖皇帝还在钟祥王府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孙交的为人,所以才有“世宗在潜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复故官”。

    兴王与孙交的交往差一点让他们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因为孙交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而兴王世子朱厚熜也长得少年英俊,兴王越看越喜欢,欲聘为世子妃。与王爷结为皇亲,这件事在普通人眼里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孙交却是一位久经政治熏陶的老臣,深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又不好拒绝,十分婉转地说:“王爷私下待我甚厚,这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要把我的女儿纳入王宫,别人会说是我在巴结王爷想做皇亲,我不愿意让别人误解我,因此只能感谢王爷的一片好意”,兴王心中虽有不悦,但他知道这事强求不成,只得敷衍了事。

    朱厚照驾崩无子嗣位,朱厚熜按太祖“兄终弟及”的遗训进京登基,成为明朝第十一任皇帝,世称嘉靖皇帝。这位少年天子公私分明,虽然与孙家小姐联姻不成,但他不计前嫌任人唯贤,当有人提出让孙交复官的建议后,立马得到了批准。御史周宣奏请说:“图国家治安在培养士气,培养士气在辨别忠邪……至如大学士谢迁、刘忠,尚书孙交、邵宝……先朝旧臣,素协时望,宜亟赐召用,使天下知守道不回之士虽遭废斥,尚有登用之期”。嘉靖皇帝立即批转所司议行,吏部奉诏查先朝直言守正降黜并乞归诸臣,拿出了“待次征召”的计划。

    嘉靖皇帝下达了征召户部尚书孙交复原职的诏书,并且“遣官赍敕征之,令即日驰驿来京”,可见新皇求贤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官复原职对吃官饭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孙交并不愿意,而是多次上疏“辞免新命”,其中的原因在当时就有人说是“女不欲纳王宫”,“盖以此自嫌”,这也是猜测之词,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其女终生不复嫁人”。也许这是原因之一,也可能他真的希望把机会留给别人,究竟为何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孙交的辞免是无力的,并且越是辞免嘉靖皇帝就越是坚持。

    孙交以衰老不能赴召的辞疏上达朝廷,嘉靖皇帝当即回复:“卿累朝耆旧,清慎老成,顷以佥言召用,且令吏部遣官趣行,其遵初命,即日就道,以副朕简贤图治至意,慎无再辞”。嘉靖皇帝批准侯观乞休之后,户部暂时由左侍郎秦金主其事,户部尚书的位置对孙交早就已经虚位以待了,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的孙交再次上疏辞免,嘉靖皇帝仍然不批准,还赞扬他名德老成,让其快快就职,孙交仍然不安心,只到他第三次以身体有病要求退休的请求遭到驳回后,才暂时打消了辞归的念头。

    此时的孙交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他仍然十分敬业,他没有忘记老兴王过去对他的厚爱,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第一道奏章,就是要嘉靖皇帝坚持日读《皇明祖训》,还要求皇宫的学习讲座每天都要开讲并且长年不断。他认为“圣祖精神心术尽在此书,深有得于大学之道”,言行都要遵循准则,“合则决然行之,悖则决然止之,如此则圣心允合于圣祖之心,而圣治亦可以同符矣”。嘉靖皇帝看到奏章非常高兴,“览奏具见忠爱,朕当一一讲明施行”。

    孙交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发挥了许多这样独到的作用,如议迁显陵到天寿山一事,孙交向嘉靖皇帝建议说:“山陵事体重大,太祖欲迁仁祖于钟山,就是担心泄漏了灵气才没有实行,这些事在《皇陵碑》上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要慎重”。他的一番话让嘉靖皇帝取消了迁移钟祥显陵的计划,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如武宗后期所形成的侈汰风气,造成库藏殚虚。孙交采取裁减中官冗员,除去经制宿弊等办法,使国力逐渐恢复。如正德中,上林苑内臣至99人,侵夺公私地不计其数。嘉靖皇帝即位后命留18人,但不久又复传奉至62人,孙交乞汰如初,且侵夺地尽数归还。御马监阎洪请给外豹房地,孙交说:“先帝以豹房故,贻祸无穷。阎洪等欲修复以开游猎之端,非臣等所敢闻”,在他的坚持下只颁诏以地十顷给豹房,余令百户赵恺等佃种如故。他还奏疏认为各处巡抚官每岁入京议事不便,除漕运总兵、参将八月会议运事外,其余应议重大事止令奏请等等。这些建议,嘉靖皇帝基本上都予以采纳,使朝政振兴,面目一新,因而得到了朝野的许多好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任期间孙交曾有“安陆乃发迹旧都,民贫役重,每岁有起运钱粮,乞改为存留,以培根本”的奏本,获嘉靖皇帝准许,这是孙交为家乡人民所做的最大一件好事。孙交言论谦恭谨慎,从不以势位骄人,因而在朝中颇有人缘,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极言皇庄为害于民,在孙交的努力下,使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大多逐渐退还于民,宦戚辈虽从中阻扰,而朝野投以赞许,因此有许多拥护他的朋友。

    世讲之好,谓两姓子孙世世有共同讲学的情谊,后称朋友的后辈为世讲。明人称孙交与李东阳为湖广同乡相厚,又与杨廷和之父杨春同中辛丑科进士,有世讲之好。有一次,孙交奉诏上各官庄田数,因为视旧籍有所不同,嘉靖皇帝责问其原因。户部主事林应骢主动承担责任“部疏,臣司检视,即有误,当罪臣,尚书总领部事,安能遍阅?今旬日间,户、工二部尚书相继令对状,非尊贤优老之意”。最后还是孙交出面解释才化解了皇帝心中的疑问,他从容不迫地说:“旧籍多是因为奏请投献,数多有妄报也,新籍少是因为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显然这是孙交认真调查的结果,因为“帝意稍解”,也让那位“妄言奏扰”的户部主事只受到夺俸两月的处罚。

    孙交还有一个部下叫杨淮,无锡人。在孙交的支持下“始监京仓,革胥徒积弊殆尽。继监淮、通二仓,罢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额外席草费,最后监内库,奄人例有供馈,淮悉绝之”。可惜这位勤廉的好官,因议大礼伏阙受杖,倒在他的为官之任上。抚治郧阳的右副都御史方良永以母老八旬,连具两书要求回家奉养,孙交知道他“家无赢赀”要养母很困难,就帮他向皇帝求情,建议“用侍郎潘礼、御史陈茂烈故事,赐廪米”,以孝见称的嘉靖皇帝批准“月给三石”予以救济,其母过世后还得到赐祭葬的优待。后来方良永在“奉司徒孙九峰公”一文中称:是孙交的帮助,才使“母子得相保守,以终天年,其为赐且轻九鼎矣”!表达了对孙交的无限感激之情。

    已经年满七十的孙交加快了乞休的步伐,孙交连续五次引例乞休,都给事中李学曾上了一道请信任大臣以广忠益疏认为:“尚书孙交、林俊每议节财用、公刑法,皆正本清源之论,陛下或应而不从,或从而不尽,宜其累疏乞休不已也”,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呢?显然这是孙交“求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嘉靖皇帝主动对孙交摆出了支持的姿态,令鸿胪寺官员传旨:“卿自召用以来,随事纳忠屡有嘉谋,裨益新政,况精力未衰,岂可固求休退,其即起视事”。

    在生活上嘉靖皇帝对孙交也多有照顾,知道他病了就派身边御医上门为他诊疗,还把孙交任陕西道御史的大儿子孙元,调到京城改为翰林院编修,把小儿子孙京吸收到国子监读书,以方便他们对孙交进行照顾。南京粮米告急,孙交提出建议:“漕运计程已过淮、徐,况系京仓四百万数,截留非宜。惟苏、松、湖州三府折色米解京者,可量留十万,及各衙门赃罚在仓粮米,间月支放。各处屡年应解南粮督令完纳,如催征辗转无以济急,或将嘉靖三、四年苏、常诸府该运府、部衙门粮米改拨一万石于南京,庶可少苏目前之乏”,这次嘉靖皇帝是照单全收,“诏俱从之”,使南京名官吏军匠有了生活保障,消除了“军饥患生不测”的隐忧。根据各地遭受的水旱灾情,孙交奉旨召开户部会议,上赈恤事宜,其中就折漕粮、发内帑、惩侵欺、任抚牧、行劝借、处财用等六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再次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除了命发太仓银二十万分给赈济有所不足外,余悉如议。

    这是孙交给嘉靖皇帝交出的最后一份答卷,关于孙交的去留问题,在兵科给事中赵汉上疏后,嘉靖皇帝才有所松动,赵汉说:“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以病乞休屡荷温旨慰挽,但今水旱寇虏方亟,非伏枕可筹,宜听其去,以成大臣恬退之美”。嘉靖皇帝认为所奏诚恳,也是他成人之美的时候,加上孙交的乞休疏也让他不忍再留,疏中说:“臣恐不获生还,复如毛澄矣”。时礼部尚书毛澄乞骸死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孙交这么一说,嘉靖皇帝更感到悲伤,“上闻恻然,允其请”,因此五日后就批准了孙交退休的请求。手诏加“太子太保”衔,安排他驰驿还乡赐给道里费,使其享受从一品的待遇,还令其子编修孙元侍行,并要求有司月给米3石,岁拨夫4名,岁时以礼存问,就这样孙交怀揣封赏诏书,在家眷和护卫的簇拥下,一路谈笑风生荣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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