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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明代文学家、学者、官员，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授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在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时，杨慎上疏抗谏。世宗继位，复任翰林修撰兼经筵讲官，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杨慎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杨慎，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
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
杨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复任翰林院修撰。
杨慎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经张皇后及杨廷和商议，便迎立其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杨慎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世宗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
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世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基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
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兴献王朱佑杬，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
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着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寄寓江阳，但因人举发，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押回永昌。杨慎在昆明病逝，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人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附葬于杨廷和墓旁。
杨慎，在滇南三十年，博览群书，后人论及明代记诵之博、着述之富，推杨慎为第一。他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其诗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造诣深厚，独立于当时风气之外，着作达四百余种，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明代文学家、学者、官员，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授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在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时，杨慎上疏抗谏。世宗继位，复任翰林修撰兼经筵讲官，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杨慎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杨慎，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
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
杨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复任翰林院修撰。
杨慎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经张皇后及杨廷和商议，便迎立其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杨慎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世宗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
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世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基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
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兴献王朱佑杬，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
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着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寄寓江阳，但因人举发，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押回永昌。杨慎在昆明病逝，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人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附葬于杨廷和墓旁。
杨慎，在滇南三十年，博览群书，后人论及明代记诵之博、着述之富，推杨慎为第一。他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其诗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造诣深厚，独立于当时风气之外，着作达四百余种，被后人辑为《升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