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五章 羊毛出在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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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煜说着，又怕自己讲不明白，干脆提笔在桌上写下一串简单的汉字公式：
税赋改革之后的正税=税赋改革前的正税+（横征数额*税赋改革频次）
“能理解吗？”
林煜要在讲解之前这么问，那估摸着得有一半看不懂，但现在却是已经都能大概理解。
用这套通用公式经过换算，就可以很轻松的得出结论：
唐代两税=租庸调+横征（法外之征）
晚明一条鞭法=（租庸调+横征）+横征
清初摊丁入亩=（租庸调+横征+横征）+横征
“这条公式就是黄宗羲定律的全部内容了，它的本质就是历代王朝持续不断地合法加税，从魏晋的户、调税法，至唐代租庸调，再到后期的两税法，它们看似是减少了赋税加派的弊政，但本质是依旧离不开赋税绝对值的增长……而这种赋税绝对值的算术级数累进，实际上就已经抵消了魏晋唐宋各朝，对于税赋改革的全部效果。”
听到这里，饶是朱高炽早有准备，也还是忍不住轻吐口气，他是真被这所谓的“黄宗羲定律”给吓到了。
大明一直讲究薄税养民，好让百姓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结果“薄税”却是反而比前朝加派的还要高。
一句话，积累莫返之害！
比之王朝周期律，还要令人恐怖生畏！
林煜这时又讲起了题外话，他说道：“实际上，黄宗羲定律古来有之，就以两税法为例，陆贽曾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说道：‘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这话的意思便是在说，将“非法”的税收纳入“经制”，便是两税法无法回避的弊政。
明末与黄宗羲同时期的王夫之，同样也在《读通鉴论》写道：“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
虽然后世也逐渐有人对“黄宗羲定律”提出了质疑，但至少目前为止，放到明清两朝来算，“黄宗羲定律”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明初开国，大明为征派赋役，编造了详密的鱼鳞图册和黄册，将老百姓牢牢限定在土地上。
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大地主隐匿赋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却与日俱增。
全国各地农民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明廷被迫改革原本的“两税双册法”。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具体内容为：赋役合并；农民可以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应；田赋、徭役一律征银；役银“量地计丁”，丁、田分担。
虽然“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但农民所有的负担并未丝毫减少，只是将以前所交纳的不合法赋税合法化。
随后便是“万历三大征”的加派，为了对付辽东起兵的努尔哈赤，大明朝廷开征“辽饷”。
“辽饷”加征分三次，第一、第二次每亩加征三厘五毫，第三次每亩加征二厘，三次一共九厘。
至崇祯三年，大明在九厘加征之外，再强征“辽饷”三厘；
十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开征“剿饷”，每年加派330余万；
十二年，大明在“辽饷”、“剿饷”之外，复加“练饷”，每年征银730余万。
“三大征”加派高达2000万两，超过正额数倍，百姓苦不堪言。
清军入关，多尔衮为了笼络人心，宣称免去“三大征”，但实际上只是避恶名，改“辽饷”为“九厘银”、“九厘饷”或“九厘地亩”，照旧加征。
“练饷”不仅照常征收，而且还将加派亩额大大扩充。
这便是“黄宗羲定律”当中，典型的将数额巨大、原属临时性摊派的不合法征税，全部纳入正税体制的做法。
至康熙年间，清廷编撰《简明赋役全书》，作为征收地丁银的依据。
并昭告天下：
“将现征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以后到达成丁年龄的，再不承担丁役。
雍正接续这一政策，将其摊入地亩征收，是为“摊丁入亩”。
然，“摊丁入亩”并不是取消人丁税，而是将易于流动的人丁银数额固定化到土地中，以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
雍正年间，全国的人丁税银329万两，全部摊入田赋银2636万两，等于使田赋负担银增加11%。
晚清咸丰三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军费无着，帮办扬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为筹措所募兵勇饷需，创办厘金。
因大有利润可挖，厘金制度逐步推广，并由最初仅向铺户坐贾征收坐厘，发展到同时建局设卡，向行商征收活厘，税收直线上升，每年征收近2000万两，与田赋和海关并驾齐驱，成为清廷在太平天国起义重压之下得以活命的法宝。
厘金的设计本为权宜之计，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平定，废除厘金本为顺理成章之事，但当言官奏请裁撤各省厘局之时，却遭到清廷断然否决。
厘金就此成为常制，因征收厘金而引发的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直至民国厘金才被裁撤，但民国却又将其改为征收统税。
晚清时期，厘金之外还有苛捐杂税，这也属于法外之征。
苛捐杂税种类五花八门，据后世考证估算，当时的苛捐杂税仅名目就多达2000余种，比之历史课本上的英国杂税还多了十倍。
当然，这只是税目比较多，实际上的财政收入……更多，多的离谱！
清初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为2000万两，到了“嘉道中衰”就已经加到了4000万两，而同治时期则是增涨到了常态的7000万两，光绪晚期更是直接突破1亿大关。
一直到螨清灭亡，国库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然逼近3亿两，足足暴涨了十倍有余！
这也是为何后世影视剧、课本普遍描述古代百姓，人均赤贫到衣衫褴褛，骨瘦如柴。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
林煜说着，又怕自己讲不明白，干脆提笔在桌上写下一串简单的汉字公式：
税赋改革之后的正税=税赋改革前的正税+（横征数额*税赋改革频次）
“能理解吗？”
林煜要在讲解之前这么问，那估摸着得有一半看不懂，但现在却是已经都能大概理解。
用这套通用公式经过换算，就可以很轻松的得出结论：
唐代两税=租庸调+横征（法外之征）
晚明一条鞭法=（租庸调+横征）+横征
清初摊丁入亩=（租庸调+横征+横征）+横征
“这条公式就是黄宗羲定律的全部内容了，它的本质就是历代王朝持续不断地合法加税，从魏晋的户、调税法，至唐代租庸调，再到后期的两税法，它们看似是减少了赋税加派的弊政，但本质是依旧离不开赋税绝对值的增长……而这种赋税绝对值的算术级数累进，实际上就已经抵消了魏晋唐宋各朝，对于税赋改革的全部效果。”
听到这里，饶是朱高炽早有准备，也还是忍不住轻吐口气，他是真被这所谓的“黄宗羲定律”给吓到了。
大明一直讲究薄税养民，好让百姓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结果“薄税”却是反而比前朝加派的还要高。
一句话，积累莫返之害！
比之王朝周期律，还要令人恐怖生畏！
林煜这时又讲起了题外话，他说道：“实际上，黄宗羲定律古来有之，就以两税法为例，陆贽曾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说道：‘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这话的意思便是在说，将“非法”的税收纳入“经制”，便是两税法无法回避的弊政。
明末与黄宗羲同时期的王夫之，同样也在《读通鉴论》写道：“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
虽然后世也逐渐有人对“黄宗羲定律”提出了质疑，但至少目前为止，放到明清两朝来算，“黄宗羲定律”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明初开国，大明为征派赋役，编造了详密的鱼鳞图册和黄册，将老百姓牢牢限定在土地上。
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大地主隐匿赋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却与日俱增。
全国各地农民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明廷被迫改革原本的“两税双册法”。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具体内容为：赋役合并；农民可以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应；田赋、徭役一律征银；役银“量地计丁”，丁、田分担。
虽然“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但农民所有的负担并未丝毫减少，只是将以前所交纳的不合法赋税合法化。
随后便是“万历三大征”的加派，为了对付辽东起兵的努尔哈赤，大明朝廷开征“辽饷”。
“辽饷”加征分三次，第一、第二次每亩加征三厘五毫，第三次每亩加征二厘，三次一共九厘。
至崇祯三年，大明在九厘加征之外，再强征“辽饷”三厘；
十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开征“剿饷”，每年加派330余万；
十二年，大明在“辽饷”、“剿饷”之外，复加“练饷”，每年征银730余万。
“三大征”加派高达2000万两，超过正额数倍，百姓苦不堪言。
清军入关，多尔衮为了笼络人心，宣称免去“三大征”，但实际上只是避恶名，改“辽饷”为“九厘银”、“九厘饷”或“九厘地亩”，照旧加征。
“练饷”不仅照常征收，而且还将加派亩额大大扩充。
这便是“黄宗羲定律”当中，典型的将数额巨大、原属临时性摊派的不合法征税，全部纳入正税体制的做法。
至康熙年间，清廷编撰《简明赋役全书》，作为征收地丁银的依据。
并昭告天下：
“将现征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以后到达成丁年龄的，再不承担丁役。
雍正接续这一政策，将其摊入地亩征收，是为“摊丁入亩”。
然，“摊丁入亩”并不是取消人丁税，而是将易于流动的人丁银数额固定化到土地中，以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
雍正年间，全国的人丁税银329万两，全部摊入田赋银2636万两，等于使田赋负担银增加11%。
晚清咸丰三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军费无着，帮办扬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为筹措所募兵勇饷需，创办厘金。
因大有利润可挖，厘金制度逐步推广，并由最初仅向铺户坐贾征收坐厘，发展到同时建局设卡，向行商征收活厘，税收直线上升，每年征收近2000万两，与田赋和海关并驾齐驱，成为清廷在太平天国起义重压之下得以活命的法宝。
厘金的设计本为权宜之计，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平定，废除厘金本为顺理成章之事，但当言官奏请裁撤各省厘局之时，却遭到清廷断然否决。
厘金就此成为常制，因征收厘金而引发的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直至民国厘金才被裁撤，但民国却又将其改为征收统税。
晚清时期，厘金之外还有苛捐杂税，这也属于法外之征。
苛捐杂税种类五花八门，据后世考证估算，当时的苛捐杂税仅名目就多达2000余种，比之历史课本上的英国杂税还多了十倍。
当然，这只是税目比较多，实际上的财政收入……更多，多的离谱！
清初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为2000万两，到了“嘉道中衰”就已经加到了4000万两，而同治时期则是增涨到了常态的7000万两，光绪晚期更是直接突破1亿大关。
一直到螨清灭亡，国库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然逼近3亿两，足足暴涨了十倍有余！
这也是为何后世影视剧、课本普遍描述古代百姓，人均赤贫到衣衫褴褛，骨瘦如柴。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