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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大明从天启、崇祯时开始，国家不能说分裂了，但是绝对做不到集权和统一。
天启重用宦官尚且勉力支撑，崇祯处置魏忠贤等于亲手葬送了集权。最终为士绅裹挟，惨死煤山。
到了南明更不用说了，国家彻底分裂了，这跟有没有太子关系不大。南明根本就不可能复制南宋苟安东南的局面，因为南明的各类矛盾斗争都太过剧烈，特别是阶级矛盾，根本已经无力回天。
但满清在天聪，崇德，顺治的时候更有集权优势。更能团结人，更能调动资源，自然能击败大明，闯营和西营获得最后胜利。
王朝更迭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较大规模更迭的情况之下，利益捆绑较为薄弱，施政掣肘较少，利益集团尚未膨胀，可以调动的资源更多，层级间损耗较小，阶级固化打破，新上位的利益集团人员素质较高，执政和执行能力强。这些都导致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能干很多前朝干不了的事。
在李存真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帝国社会的毛病，也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作怪，这根本就是人类社会的毛病。
任何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权总会养很多不符合国家需要的低效和无效部门。
晚明有数不清的亲王贵胄，晚清更有数不尽的八旗子弟。
二十一世纪的英国，国防部雇员比英军多，将军比坦克多。一年数百亿军费却使海军没有导弹可用，陆军没有坦克可开。
美国以三点六亿的人口养活了两千五百万公务员。而同期，十三亿人的印度有一千两百万公务员。一点二亿人的日本有四百四十八万公务员。法国六千七百万人有五百五十万公务员。然而，十四亿人的中国也不过有七百一十万公务员而已。哪个更有效率一目了然。西元2019年李存真穿越而来的那个中国的确可以叫新中国，从公务员数量看，她真的很新，一点也不臃肿！
政府机构臃肿就需要减员。然而，减员增效往往裁撤了干活的，留下管事的，最后就是互相扯皮，毫无作为，效率更低。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明崇祯的时候全国税收打不过建奴，越混越挫；而满清入关之后依靠北直隶的税赋就平定了天下，好似如日中天。有人说是这是天意使然，这种神学解释根本就是胡扯，其实这玩意根本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新政府可以给人扣一个“效忠派”的帽子没收财产，而两百年后，面对富人通过基金会避税政府却毫无办法。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可以废藩置县、版籍奉还、颁布废刀令，而昭和年间面对派阀、军阀、财阀盘根错节，竟然束手无策。
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本身就会伤害到许多人的利益。摆平这些人才是关键，这比如何学习更重要。大家都指责洋务运动中推行中体西用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推行中体西用，科举靠圣人之道进行选拔的合法性就没有了，废除科举大清立刻就会亡国。事实上，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大清在西元1905年废除科举后便很快灭亡了。
清末改革对应的是日本幕末改革，全都失败了，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旧王朝。失败是必然的。王莽改制不也失败了吗？光武帝怎么就能中兴？这个和明治维新其实一个道理。
近现代也不例外，国府改革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改革欣欣向荣。然而，国府败退湾湾后改革就成了。为何？因为上层利益集团要么死了，要么跑了，阻力没了。
李存真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认为不管是谁在崇祯时候穿越根本就不可能会力挽狂澜，那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已。
到了崇祯朝一切都来不及了。想要挽救中国，这个时候必须革命，打碎旧王朝建立新政权，中国才能焕发青春。
天启崇祯时候穿越，或者南明伊始穿越都不是好时候，弄不好很可能会身死人手。
为什么明末清初会有那么多的汉奸，因为整个中国利益集团重新洗牌，占到满清那边去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为了大明江山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人，不论是李定国、张煌言还是无名的火铳手，执戟郎都是了不得的大丈夫。他们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李存真在南洋奋斗十二年多方才北上，一个原因是现实条件不允许他北上，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条件不成熟，北上来到明朝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李存真认为非要有一副犁耙，把整个中国犁一遍方才可以有所成就。才可以让中国枯木逢春。而这犁耙就是满清，虽然这很残酷，但是……历史从无正义，不是吗？
满清再怎么落后也是一个新朝代，自然是有新朝红利伴随着他。搞清欠易如反掌。但是，即便如此，满清朝廷也是等到了顺治十八年的时候，在天下大事已经定了的时候方才发起“奏销案”，实施“清欠”。挑选这个时候搞清欠就是怕缙绅们和抗清势力联合，搞不好引火烧身。
如今，正是吴王元年，不是李存真没能力收拾士绅地主，实在是历史条件不允许，毕竟前方还在打仗。这群臭不要脸的缙绅被逼急了，狗急跳墙联合满清就不妙了。
李存真认为，收拾缙绅还得再等一等，使满清实力再削弱一些才好。毕竟就连土党抗战的时候也不过是搞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也没彻底土改吗？
所以，李存真需要忍耐。现在，钱财对于李存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重新丈量土地，搞“清欠”时机不成熟，那怎么才能挣钱呢？
两个办法，一个是和洋人做生意，使白银流入中国，这是增量竞争。再有一个就是卖债券！把缙绅和老百姓手中的银子都集中到明李朝廷手中，这是存量竞争。
西元1618年到1648年，欧洲暴发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白银流向欧洲用以支付战争；日本也不失时机地掐断了对中国的白银供应。导致大明白银增量枯竭了。这导致明清两个彻底陷入到存量竞争当中。存量竞争比拼的是政府的组织能力和效率。大明是旧王朝，效率不如新王朝，自然竞争不过满清。
现如今，李存真认为明李比照满清是有优势的。组织能力搞出一个层次，效率更是毋庸置疑。因此明李发行债券其实是和满清搞存量竞争。李存真认为明李获取胜利是有把握的。李存真现在一门心思都在这上面。
所以，面对陈显祖的建议，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让关盛年回长沙？非得让他在江南几个府巡回“展览”当债券的“形象大使”不可，如此一来，能多得八十多万两银子，这可不是小数字啊！
李存真作为明李政权的掌舵人，其想法和考量和陈显祖当然是不同的。这便没有采纳陈显祖计略。
如此看来，大明从天启、崇祯时开始，国家不能说分裂了，但是绝对做不到集权和统一。
天启重用宦官尚且勉力支撑，崇祯处置魏忠贤等于亲手葬送了集权。最终为士绅裹挟，惨死煤山。
到了南明更不用说了，国家彻底分裂了，这跟有没有太子关系不大。南明根本就不可能复制南宋苟安东南的局面，因为南明的各类矛盾斗争都太过剧烈，特别是阶级矛盾，根本已经无力回天。
但满清在天聪，崇德，顺治的时候更有集权优势。更能团结人，更能调动资源，自然能击败大明，闯营和西营获得最后胜利。
王朝更迭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较大规模更迭的情况之下，利益捆绑较为薄弱，施政掣肘较少，利益集团尚未膨胀，可以调动的资源更多，层级间损耗较小，阶级固化打破，新上位的利益集团人员素质较高，执政和执行能力强。这些都导致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能干很多前朝干不了的事。
在李存真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帝国社会的毛病，也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作怪，这根本就是人类社会的毛病。
任何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权总会养很多不符合国家需要的低效和无效部门。
晚明有数不清的亲王贵胄，晚清更有数不尽的八旗子弟。
二十一世纪的英国，国防部雇员比英军多，将军比坦克多。一年数百亿军费却使海军没有导弹可用，陆军没有坦克可开。
美国以三点六亿的人口养活了两千五百万公务员。而同期，十三亿人的印度有一千两百万公务员。一点二亿人的日本有四百四十八万公务员。法国六千七百万人有五百五十万公务员。然而，十四亿人的中国也不过有七百一十万公务员而已。哪个更有效率一目了然。西元2019年李存真穿越而来的那个中国的确可以叫新中国，从公务员数量看，她真的很新，一点也不臃肿！
政府机构臃肿就需要减员。然而，减员增效往往裁撤了干活的，留下管事的，最后就是互相扯皮，毫无作为，效率更低。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明崇祯的时候全国税收打不过建奴，越混越挫；而满清入关之后依靠北直隶的税赋就平定了天下，好似如日中天。有人说是这是天意使然，这种神学解释根本就是胡扯，其实这玩意根本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新政府可以给人扣一个“效忠派”的帽子没收财产，而两百年后，面对富人通过基金会避税政府却毫无办法。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可以废藩置县、版籍奉还、颁布废刀令，而昭和年间面对派阀、军阀、财阀盘根错节，竟然束手无策。
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本身就会伤害到许多人的利益。摆平这些人才是关键，这比如何学习更重要。大家都指责洋务运动中推行中体西用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推行中体西用，科举靠圣人之道进行选拔的合法性就没有了，废除科举大清立刻就会亡国。事实上，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大清在西元1905年废除科举后便很快灭亡了。
清末改革对应的是日本幕末改革，全都失败了，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旧王朝。失败是必然的。王莽改制不也失败了吗？光武帝怎么就能中兴？这个和明治维新其实一个道理。
近现代也不例外，国府改革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改革欣欣向荣。然而，国府败退湾湾后改革就成了。为何？因为上层利益集团要么死了，要么跑了，阻力没了。
李存真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认为不管是谁在崇祯时候穿越根本就不可能会力挽狂澜，那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已。
到了崇祯朝一切都来不及了。想要挽救中国，这个时候必须革命，打碎旧王朝建立新政权，中国才能焕发青春。
天启崇祯时候穿越，或者南明伊始穿越都不是好时候，弄不好很可能会身死人手。
为什么明末清初会有那么多的汉奸，因为整个中国利益集团重新洗牌，占到满清那边去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为了大明江山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人，不论是李定国、张煌言还是无名的火铳手，执戟郎都是了不得的大丈夫。他们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李存真在南洋奋斗十二年多方才北上，一个原因是现实条件不允许他北上，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条件不成熟，北上来到明朝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李存真认为非要有一副犁耙，把整个中国犁一遍方才可以有所成就。才可以让中国枯木逢春。而这犁耙就是满清，虽然这很残酷，但是……历史从无正义，不是吗？
满清再怎么落后也是一个新朝代，自然是有新朝红利伴随着他。搞清欠易如反掌。但是，即便如此，满清朝廷也是等到了顺治十八年的时候，在天下大事已经定了的时候方才发起“奏销案”，实施“清欠”。挑选这个时候搞清欠就是怕缙绅们和抗清势力联合，搞不好引火烧身。
如今，正是吴王元年，不是李存真没能力收拾士绅地主，实在是历史条件不允许，毕竟前方还在打仗。这群臭不要脸的缙绅被逼急了，狗急跳墙联合满清就不妙了。
李存真认为，收拾缙绅还得再等一等，使满清实力再削弱一些才好。毕竟就连土党抗战的时候也不过是搞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也没彻底土改吗？
所以，李存真需要忍耐。现在，钱财对于李存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重新丈量土地，搞“清欠”时机不成熟，那怎么才能挣钱呢？
两个办法，一个是和洋人做生意，使白银流入中国，这是增量竞争。再有一个就是卖债券！把缙绅和老百姓手中的银子都集中到明李朝廷手中，这是存量竞争。
西元1618年到1648年，欧洲暴发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白银流向欧洲用以支付战争；日本也不失时机地掐断了对中国的白银供应。导致大明白银增量枯竭了。这导致明清两个彻底陷入到存量竞争当中。存量竞争比拼的是政府的组织能力和效率。大明是旧王朝，效率不如新王朝，自然竞争不过满清。
现如今，李存真认为明李比照满清是有优势的。组织能力搞出一个层次，效率更是毋庸置疑。因此明李发行债券其实是和满清搞存量竞争。李存真认为明李获取胜利是有把握的。李存真现在一门心思都在这上面。
所以，面对陈显祖的建议，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让关盛年回长沙？非得让他在江南几个府巡回“展览”当债券的“形象大使”不可，如此一来，能多得八十多万两银子，这可不是小数字啊！
李存真作为明李政权的掌舵人，其想法和考量和陈显祖当然是不同的。这便没有采纳陈显祖计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