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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雁问：“后来去了吗？”
“当然去了，我和袁野旅行结婚，走了大半个中国，才花了八百块钱，那时什么都便宜，就是没吃的。在大连五个弟兄姊妹，十五口人，再加上我们俩，在大连饭店摆了两桌，只有两种菜，上了二十盘油炸小鱼，十盘蚬子；我本来担心钱不够呢，大连饭店海鲜最有名，我想怎么还不得千儿八百的，谁知连啤酒一起才一百八十元。
“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姐夫、乌兰、乌格坐车来接我们，乌兰都十三了，乌格都十六了，长得好高哇，种好，蒙汉混血儿。姐夫也调回首府军分区了。当初姐夫说什么也不干，‘整得我一身稀脏，我怎么工作？’要求转业，带着老婆孩就回了东北老家——吉林，一玩儿就是大半年；最后还是组织上派人到老家，拿着平反通知书，苦口婆心地劝了三天三夜，才把他劝回来。
“我们跟他们告别的时候，是姐夫到车站送的。在一个大饭店里请我们吃饭，比大连还糟糕，只有一个菜，每人两碗粉条子，整得姐夫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也不在乎，谁不知道，全国都一样。临走时姐夫把一卷钞票塞给我，说这是我刚领的工资，拿去用吧。后来我打开来看，是四百块钱，还是部队好，我们厂的书记，才一百多块钱的工资。
洛雁说：“都怪我，一岔就岔到旅行结婚上去了，你还没说你躲武斗跑了三个月，回去是怎么处理的哪？”
“没事儿。国家下发通知：凡是七、八、九，三个月，为躲避武斗离开单位的职工，属于革命行动，其间的工资应照常发放。我一下领了一百九十五块钱，是我身上钱最多的一次。
“您会算哪，你怎么就知道七、八、九三个月不扣工资？”
“是那场雪，逼得我非回来不可。要是到海南岛去探亲，怕还不回来了呢。回来时候‘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本来是三方代表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厂只有两方代表，因为我在临走时已经把兵团解散了。再说我一个非党非团的群众，又是个没改造好的子女，还想进入革命委员会？简直是异想天开，不知多少人要攻击我呢！
“我不但革命委员会没有位置，连工作的位置都没有了。原来的设计大科已经取消，技术员们都分配到各个车间、科室去了，我没地方去，组织科就叫我到机修车间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以求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原来还是我爸爸的事儿，因此我恨透了资本家。因此，我也是参加劳动最多的一个技术员，这就造就了我车、钳、铆、锻、焊；磨、镗、铣、铇、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凡是厂里遇到了困难的活儿，困难的工程，没人敢接的时候，就想起了我，那不是还有张天翼吗，找他干哪，天底下没有他干不下来的活儿。
洛雁半称赞、半揶揄地说：“能人！无冕之王！什么也不是，小兵砬子一个；没你不能干的，并且干什么像什么，这也是乱世造英雄，磨难出真人哪！”。
“你可别乱说，我是什么英雄，我只不过是在夹缝里求生存。”
“你美术可以得全国第一，能歌善舞，又会演戏，演遍了南京八大剧场，学什么像什么，你肯定从小就很聪明、读书一定很好吧？”
“你说错了，你当我是神童，三岁能识字、五岁能吟诗？那你可看错人啦。我从小就是个最迟钝、最愚笨的孩子，只知道傻吃憨长。五岁了还不记事儿呢，六岁才有了记忆；我妈——我亲妈，是个乡下女人，也不懂得什么幼教、早教、胎教，吃得饱、穿的暖、不生病就行，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从街上，走进了一个大门，进了一个院子，上了一个楼梯，进了一个屋子，那就是我的家；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
我亲妈在我记忆中只留下了一个镜头：那就是她坐在面板前一面搓着馒头，一面笑眯眯地望着我。搓好的馒头一会儿就塌下去了，我就帮她一个个地再搓起来。门口来了个叫花子，喊道：‘太太，太太，给口吃的吧！’我对他说：‘看你，太太、太太地叫，刚搓好的馒头又呔呔下去了’。我亲妈笑着从篮子里拿出半个馒头，给了叫花子。
在我的印象里，我妈，我亲妈是个鸭蛋脸，两只眼睛像弯弯的月亮，嘴巴像个两头翘着的小船，老是抿着嘴笑，在我记忆里，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由于经常去想她，所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成了个永不消失的记忆，只有我能看见，别人谁也看不见。不久她就死了，不知怎么死的。
我姐姐总是重复地说，临死前一个晚上她还吃了两大碗面。我怀疑她是吞了金，就是她手上戴的金戒子。我怀疑，就那么小小的一个金戒子能要人的命吗？谜底谁也不知道，我，一个六岁的孩子，去问谁呢？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没有答案，不了了之的。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母亲，只剩下那个永不消失的记忆，总是笑眯眯地、笑眯眯地望着我……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孤儿——狂风摧残下的一棵小草。”
张工不说话了，眼睛里有点湿润，他望着观景厅的窗外，好像还在看那个永不消失的镜头，那个世上最美的女人，在笑眯眯地望着他……
洛雁不敢去打扰他，悄悄地去给他沏了一杯新茶。
“八岁时日本鬼子投降了，万民欢呼！沈阳的姥姥——后妈的母亲一高兴，便托人到大连把我接去，想看看我。因为我后妈给她的信都是我代笔的，并且是用我的名义写的：‘外祖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前日托人带去对虾一篓、苹果一筐，不知收到否……’。称谓是在《尺牍》上查的，后边是后妈口述的。四姨每次给姥姥读信的时候，是姥姥最幸福的时候，她夸赞地说：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写信，字还写的那么好！可能她也把我当成神童了。
“谁知到了沈阳第二天，大连就不通车了。在瓦房店设卡，大连归解放区，沈阳归国民党，我只有在沈阳插班读书了。读到四年级的时候，解放军要攻打沈阳了，我姥姥家住在城外，打起仗来，城门一关，这里还不成了战场？大舅说，你们走吧，我看家，不行了，我就住单位，不回来了。于是，我姥姥领着四姨和我，就逃难到了北平。
“北平物价飞涨，眼看养不起我了，想把我推给住在北平的我亲三舅，亲三舅也不肯收。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会’，一顿发两个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吊着命，不死就行。在北平流亡了一年，北平解放后，解放军用闷罐车把我们送回了家。那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四年级没读完，五年级一天没读，就直接插班六年级，我生怕读不走，毕不了业，考不上中学，那就完了，留在家里当佣人吧，所以我十分努力，结果我考了个全校第一、全市第一。”
“啊，你可真神了！”洛雁说。
“现在的孩子们最苦恼的事，就是学习跟不上。家长们用尽了心思：请家教、送补习班、买参考书、陪读、陪熬夜、不到十二点不准睡觉、星期天不准休息，等等等等。不但不见成效，还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孩子产生厌学、逃学、逃亡，甚至更惨痛的结果。
“现在的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礼拜天也不休息，寒暑假也不放假，生怕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那时候，哪有起跑线哪，也从未上过什么班，问过什么人，照样拿全校第一，全市第一。全靠自觉性，只要你一字不拉地听懂、记住老师们讲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堂课，还怕考不好吗？”
“说得轻巧，哪有那么容易的，照你那么说，人人都可以考第一啦？讲讲，你是怎样考上全校第一、全市第一的，”
洛雁急于想知道，一个失学两年的孩子，能跟上班已经不容易了，还能考上全班第一、全市第一的？那不真的是神童了吗！
落雁便起身重新给张工泡上一缸子新茶，听张工继续讲：
洛雁问：“后来去了吗？”
“当然去了，我和袁野旅行结婚，走了大半个中国，才花了八百块钱，那时什么都便宜，就是没吃的。在大连五个弟兄姊妹，十五口人，再加上我们俩，在大连饭店摆了两桌，只有两种菜，上了二十盘油炸小鱼，十盘蚬子；我本来担心钱不够呢，大连饭店海鲜最有名，我想怎么还不得千儿八百的，谁知连啤酒一起才一百八十元。
“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姐夫、乌兰、乌格坐车来接我们，乌兰都十三了，乌格都十六了，长得好高哇，种好，蒙汉混血儿。姐夫也调回首府军分区了。当初姐夫说什么也不干，‘整得我一身稀脏，我怎么工作？’要求转业，带着老婆孩就回了东北老家——吉林，一玩儿就是大半年；最后还是组织上派人到老家，拿着平反通知书，苦口婆心地劝了三天三夜，才把他劝回来。
“我们跟他们告别的时候，是姐夫到车站送的。在一个大饭店里请我们吃饭，比大连还糟糕，只有一个菜，每人两碗粉条子，整得姐夫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也不在乎，谁不知道，全国都一样。临走时姐夫把一卷钞票塞给我，说这是我刚领的工资，拿去用吧。后来我打开来看，是四百块钱，还是部队好，我们厂的书记，才一百多块钱的工资。
洛雁说：“都怪我，一岔就岔到旅行结婚上去了，你还没说你躲武斗跑了三个月，回去是怎么处理的哪？”
“没事儿。国家下发通知：凡是七、八、九，三个月，为躲避武斗离开单位的职工，属于革命行动，其间的工资应照常发放。我一下领了一百九十五块钱，是我身上钱最多的一次。
“您会算哪，你怎么就知道七、八、九三个月不扣工资？”
“是那场雪，逼得我非回来不可。要是到海南岛去探亲，怕还不回来了呢。回来时候‘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本来是三方代表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厂只有两方代表，因为我在临走时已经把兵团解散了。再说我一个非党非团的群众，又是个没改造好的子女，还想进入革命委员会？简直是异想天开，不知多少人要攻击我呢！
“我不但革命委员会没有位置，连工作的位置都没有了。原来的设计大科已经取消，技术员们都分配到各个车间、科室去了，我没地方去，组织科就叫我到机修车间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以求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原来还是我爸爸的事儿，因此我恨透了资本家。因此，我也是参加劳动最多的一个技术员，这就造就了我车、钳、铆、锻、焊；磨、镗、铣、铇、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凡是厂里遇到了困难的活儿，困难的工程，没人敢接的时候，就想起了我，那不是还有张天翼吗，找他干哪，天底下没有他干不下来的活儿。
洛雁半称赞、半揶揄地说：“能人！无冕之王！什么也不是，小兵砬子一个；没你不能干的，并且干什么像什么，这也是乱世造英雄，磨难出真人哪！”。
“你可别乱说，我是什么英雄，我只不过是在夹缝里求生存。”
“你美术可以得全国第一，能歌善舞，又会演戏，演遍了南京八大剧场，学什么像什么，你肯定从小就很聪明、读书一定很好吧？”
“你说错了，你当我是神童，三岁能识字、五岁能吟诗？那你可看错人啦。我从小就是个最迟钝、最愚笨的孩子，只知道傻吃憨长。五岁了还不记事儿呢，六岁才有了记忆；我妈——我亲妈，是个乡下女人，也不懂得什么幼教、早教、胎教，吃得饱、穿的暖、不生病就行，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从街上，走进了一个大门，进了一个院子，上了一个楼梯，进了一个屋子，那就是我的家；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
我亲妈在我记忆中只留下了一个镜头：那就是她坐在面板前一面搓着馒头，一面笑眯眯地望着我。搓好的馒头一会儿就塌下去了，我就帮她一个个地再搓起来。门口来了个叫花子，喊道：‘太太，太太，给口吃的吧！’我对他说：‘看你，太太、太太地叫，刚搓好的馒头又呔呔下去了’。我亲妈笑着从篮子里拿出半个馒头，给了叫花子。
在我的印象里，我妈，我亲妈是个鸭蛋脸，两只眼睛像弯弯的月亮，嘴巴像个两头翘着的小船，老是抿着嘴笑，在我记忆里，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由于经常去想她，所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成了个永不消失的记忆，只有我能看见，别人谁也看不见。不久她就死了，不知怎么死的。
我姐姐总是重复地说，临死前一个晚上她还吃了两大碗面。我怀疑她是吞了金，就是她手上戴的金戒子。我怀疑，就那么小小的一个金戒子能要人的命吗？谜底谁也不知道，我，一个六岁的孩子，去问谁呢？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没有答案，不了了之的。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母亲，只剩下那个永不消失的记忆，总是笑眯眯地、笑眯眯地望着我……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孤儿——狂风摧残下的一棵小草。”
张工不说话了，眼睛里有点湿润，他望着观景厅的窗外，好像还在看那个永不消失的镜头，那个世上最美的女人，在笑眯眯地望着他……
洛雁不敢去打扰他，悄悄地去给他沏了一杯新茶。
“八岁时日本鬼子投降了，万民欢呼！沈阳的姥姥——后妈的母亲一高兴，便托人到大连把我接去，想看看我。因为我后妈给她的信都是我代笔的，并且是用我的名义写的：‘外祖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前日托人带去对虾一篓、苹果一筐，不知收到否……’。称谓是在《尺牍》上查的，后边是后妈口述的。四姨每次给姥姥读信的时候，是姥姥最幸福的时候，她夸赞地说：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写信，字还写的那么好！可能她也把我当成神童了。
“谁知到了沈阳第二天，大连就不通车了。在瓦房店设卡，大连归解放区，沈阳归国民党，我只有在沈阳插班读书了。读到四年级的时候，解放军要攻打沈阳了，我姥姥家住在城外，打起仗来，城门一关，这里还不成了战场？大舅说，你们走吧，我看家，不行了，我就住单位，不回来了。于是，我姥姥领着四姨和我，就逃难到了北平。
“北平物价飞涨，眼看养不起我了，想把我推给住在北平的我亲三舅，亲三舅也不肯收。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会’，一顿发两个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吊着命，不死就行。在北平流亡了一年，北平解放后，解放军用闷罐车把我们送回了家。那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四年级没读完，五年级一天没读，就直接插班六年级，我生怕读不走，毕不了业，考不上中学，那就完了，留在家里当佣人吧，所以我十分努力，结果我考了个全校第一、全市第一。”
“啊，你可真神了！”洛雁说。
“现在的孩子们最苦恼的事，就是学习跟不上。家长们用尽了心思：请家教、送补习班、买参考书、陪读、陪熬夜、不到十二点不准睡觉、星期天不准休息，等等等等。不但不见成效，还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孩子产生厌学、逃学、逃亡，甚至更惨痛的结果。
“现在的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礼拜天也不休息，寒暑假也不放假，生怕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那时候，哪有起跑线哪，也从未上过什么班，问过什么人，照样拿全校第一，全市第一。全靠自觉性，只要你一字不拉地听懂、记住老师们讲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堂课，还怕考不好吗？”
“说得轻巧，哪有那么容易的，照你那么说，人人都可以考第一啦？讲讲，你是怎样考上全校第一、全市第一的，”
洛雁急于想知道，一个失学两年的孩子，能跟上班已经不容易了，还能考上全班第一、全市第一的？那不真的是神童了吗！
落雁便起身重新给张工泡上一缸子新茶，听张工继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