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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了，我回到大连，插班到实验小学六年级，班里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其实我也是大连人，在大连出生的，在大连成长的，纯牌大连人。只不过在我八岁，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到沈阳我后姥姥家住了三年，又到北平流亡了一年，怎么都像看外国人似地把我望着，望得我浑身不自在。
后来我才明白，全班男同学一律剃光头，就我一个是小分头，他们便把我看成另类，我也不能解释。其实我刚到北平流亡的时候也是光头，因为没钱剃头，也没想到要剃头，也没人提醒我剃头，就长成一个那样的头，长长的、蓬松的，像要饭花子的头。后来一个大姐姐实在看不过去了，就用做活儿的剪子，给我剪了一个这样的头。不是因为好看才剪成分头，是因为没钱才留成了分头，他们是误会我了。
“第二件使我不能合群的是因为我说的话。我说的是沈阳话和北平话揉合在一起的，一种怪怪的话，他们听着就笑，有的还笑弯了腰。
“其实我八岁在大连实验小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和他们一样，也是说的大饼子味加海蜊子味的话，可是离开四年，我就变成沈阳高粱米味和北平京片子味的混合体，怪怪的普通话，使我像个外国人似的，排除在他们之外。如果在西欧，像大连、沈阳、北平这样远的三座城市，确确实实也够得上是外国了。
“我最喜欢的是语文课。语文老师——周敏是我们的班主任。开新课时，她先讲生字、生词，然后把课文范读一遍，再点名让同学们一人读一段。当她点到我的时候，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耳朵，认真地听我这带京味儿的普通话，确实比大饼子味和海蜊子味好听、洋气、标准、有味道，于是便鼓起掌来。当老师喊下一个同学接着读时，都不肯读，都觉得大饼子味和海蜊子味有点儿羞于出口。于是就齐声喊：‘叫张天翼读，叫张天翼读。’语文老师笑笑说：‘张天翼，那你就接着读吧！’
“后来再上新课时，老师也羞于用大连话范读课文了，讲完生字、生词以后，就叫我读课文，记得那一课读的是‘小英雄雨来’；我把孩子们在荷花荡里游水、嬉戏的场景读得很热闹、很真切；把雨来和男孩子、女孩子、大人们的对话模仿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于是同学们又鼓起掌来，惹得隔壁六年三班的老师跑过来看，不知道我们六年四班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班主任急忙把食指竖在嘴前，示意我们小声点，不要影响别人上课。于是同学们便把掌声降到最小、最小。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排斥我，是对我很友好，我的心里平复、安定了不少。
“但是我不敢大意，我是从四年级跳到毕业班的，有一年半的功课没有学过，我漏过的那一段，像个黑匣子似的，匣子里装了些什么我全都不知道。我想，我只有把六年级的课，都学好、都记住，期末还有个总复习，我总会及得了格、毕得了业、升得了学吧！
“于是，我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弄懂、记住，生怕漏掉了一个字，漏掉了我去问谁？我生性又腼腆、怯懦、羞涩，从来不敢问人的，再加上后妈又不准我在家里看书，就只得靠在课堂上，强记硬背了。
“大连学习苏联，实行五级分制，每个学生发一个记分册，上课的时候放在桌子的左上角，老师提问完了，就把提问的内容和分数记到你的册子上。每当同学们答不上来的时候，老师们总喜欢让我来回答，因此，我的记分册上便被记得满满的、红彤彤的，全是五分和五分加，连一个四分都没有；包括语文、算术、自然、修身、音乐、体育、美术，门门功课都好，那是没有办法的，良性循环，越好就越好。同学们不嫉妒，只是羡慕，甚至于为了班上有我而自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完全都做不到。
“有一次，上自然课，自然老师讲‘电铃原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电路图，什么开关、电池、磁铁、线圈、弹簧、小锤、铜铃、触点、导线之类的，听都没听说过。讲完以后，竟然没有一个同学能复述上来。老师就喊我上台试试；
我走上讲台，拿起滕棍，指着电路图讲：‘当我们按下按钮，线圈上流过电流，磁铁便产生磁力，吸住弹簧片，弹簧片上的小锤就敲击銅铃，发出声音；这时，簧片便脱离触点，使电路断开，磁铁又失去磁力，释放簧片，簧片又与触点接触，电路又被接通，簧片再次被吸引，小锤又敲击銅铃，如此反复，銅铃就不断地被敲击，直到我们释放按钮、断掉电流，电铃才停止敲击。’
“自然老师满意地说：‘完全正确！’并示意大家鼓掌，然后便‘笑咪咪’地在我的记分册上，用红笔写上—个五分又画了一个加号。自然老师那张满意的、笑眯眯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
“可能就从那时起，教员室里就引起热议，说六年四班有个叫张天翼的，门门功课都好，从来没得过四分以下的成绩。把我们语文兼班主任周敏老师乐得合不拢嘴，但她从来都没在我面前表露过。
“我最喜爱作文，我有一本作文本，应该说是收藏级的了，可惜在我实在忍受不了继母的打骂，离家出走的时候，丢在家里了。我是净身出门，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书包之外，没带走家里的任何东西，我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地划清界线！”
“可是没有人认可呀！”洛雁说。
“我不用别人认可，我自己认为是个彻底的无产者，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奴役和镣铐！”
“这一点也跟方志敏很像，所以你才能演好方志敏。”洛雁说。
“语文老师出作文题，总是出两个，每当她出第一道题的时候，我就很失望。比如：‘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家庭’、‘我最亲爱的人’，这些我都没法写；
我妈妈死了，在我六岁的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爸爸，一年和我也说不上几句话，人家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他不会护着我的；我的家庭怎么写呢？那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在那里劳动、吃饭、挨打、受骂，没有亲情、没有人情、没有快乐、也没有休息，我把它看成一座监狱。我曾经想过自残，没有用；我曾想过逃离，没有办法。这些我怎么能往作文里写呢？
“第二道题是‘自选’，我想这可能就是为我出的。我在北平流亡的日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是我最自由自在的日子，没人管没人问的日子；还有我的伙伴，快乐的马路天使——花姐。那时她十四岁，比我大两岁，北平解放时，她十五岁，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临别的时候，我们俩抱头痛哭。她应该是幸福的，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好朋友、好伙伴。
“这些你都没讲，我给您记着呢，还有那个马路天使！”洛雁提醒道。
“反正我讲得越多，欠你的也就越多！”
洛雁只有“嘻嘻”地笑。
“我就在作文里一段一段地写，那些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只要真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我沉浸在往事的幸福与痛苦中，有时欢笑，有时热泪盈眶，我讲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道那些永远也道不完的心里话。
“可能我这些故事打动了语文老师的心；拨动了班主任老师的情弦，每次她都用十分热情的语句，来评论我的作文。在每篇作文卷头上，她都用漂亮的颜草体，批出八个大字，比如：语言流畅，情节动人；结构严谨，故事真挚；情感丰富，文笔通畅；描写生动，细节逼真，还有很多好句子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二十多篇作文，评语没有重复过，我真佩服语文老师词语的丰富。
我们实验小学的老师，都是全市选出来的最优秀的老师，周敏老师曾经参加过辞典的编纂；自然老师后来调到自然博物馆当馆长去了。
“语文老师在认为我写得好的句子旁边，用红笔画满了一串一串的红圈，翻开本子一看，红彤彤的一片。最后在标题上方，写上一个大大的五分加；最后一篇作文，因故没有做完就交上去了，语文老师遗憾地批了一句话：‘为什么没有作完？’那一次是因为心情不好，还是因为太累了，但是语文老师那句批语，我却永远记在心里，可惜那已经是最后一篇作文了。ΗTτ<a href="Ps://? target="_blank">Ps://?/a>?肆柒⑦ＺＷ.℃οＭ
以后在我的生活里养成了写作的习惯，有了感受、有了收获、有了冲动，便酝酿成篇，写了下来。散文、杂文、论文、小说，不拘体裁，但不写诗。我不会写诗，没有学过音韵学，觉得写诗很受限制，很受拘束，好像是在戴着镣铐在跳舞，我一生最怕手铐、脚镣！我喜欢自由，要写，也只能写自由体的诗。
“北平解放了，我回到大连，插班到实验小学六年级，班里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其实我也是大连人，在大连出生的，在大连成长的，纯牌大连人。只不过在我八岁，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到沈阳我后姥姥家住了三年，又到北平流亡了一年，怎么都像看外国人似地把我望着，望得我浑身不自在。
后来我才明白，全班男同学一律剃光头，就我一个是小分头，他们便把我看成另类，我也不能解释。其实我刚到北平流亡的时候也是光头，因为没钱剃头，也没想到要剃头，也没人提醒我剃头，就长成一个那样的头，长长的、蓬松的，像要饭花子的头。后来一个大姐姐实在看不过去了，就用做活儿的剪子，给我剪了一个这样的头。不是因为好看才剪成分头，是因为没钱才留成了分头，他们是误会我了。
“第二件使我不能合群的是因为我说的话。我说的是沈阳话和北平话揉合在一起的，一种怪怪的话，他们听着就笑，有的还笑弯了腰。
“其实我八岁在大连实验小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和他们一样，也是说的大饼子味加海蜊子味的话，可是离开四年，我就变成沈阳高粱米味和北平京片子味的混合体，怪怪的普通话，使我像个外国人似的，排除在他们之外。如果在西欧，像大连、沈阳、北平这样远的三座城市，确确实实也够得上是外国了。
“我最喜欢的是语文课。语文老师——周敏是我们的班主任。开新课时，她先讲生字、生词，然后把课文范读一遍，再点名让同学们一人读一段。当她点到我的时候，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耳朵，认真地听我这带京味儿的普通话，确实比大饼子味和海蜊子味好听、洋气、标准、有味道，于是便鼓起掌来。当老师喊下一个同学接着读时，都不肯读，都觉得大饼子味和海蜊子味有点儿羞于出口。于是就齐声喊：‘叫张天翼读，叫张天翼读。’语文老师笑笑说：‘张天翼，那你就接着读吧！’
“后来再上新课时，老师也羞于用大连话范读课文了，讲完生字、生词以后，就叫我读课文，记得那一课读的是‘小英雄雨来’；我把孩子们在荷花荡里游水、嬉戏的场景读得很热闹、很真切；把雨来和男孩子、女孩子、大人们的对话模仿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于是同学们又鼓起掌来，惹得隔壁六年三班的老师跑过来看，不知道我们六年四班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班主任急忙把食指竖在嘴前，示意我们小声点，不要影响别人上课。于是同学们便把掌声降到最小、最小。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排斥我，是对我很友好，我的心里平复、安定了不少。
“但是我不敢大意，我是从四年级跳到毕业班的，有一年半的功课没有学过，我漏过的那一段，像个黑匣子似的，匣子里装了些什么我全都不知道。我想，我只有把六年级的课，都学好、都记住，期末还有个总复习，我总会及得了格、毕得了业、升得了学吧！
“于是，我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弄懂、记住，生怕漏掉了一个字，漏掉了我去问谁？我生性又腼腆、怯懦、羞涩，从来不敢问人的，再加上后妈又不准我在家里看书，就只得靠在课堂上，强记硬背了。
“大连学习苏联，实行五级分制，每个学生发一个记分册，上课的时候放在桌子的左上角，老师提问完了，就把提问的内容和分数记到你的册子上。每当同学们答不上来的时候，老师们总喜欢让我来回答，因此，我的记分册上便被记得满满的、红彤彤的，全是五分和五分加，连一个四分都没有；包括语文、算术、自然、修身、音乐、体育、美术，门门功课都好，那是没有办法的，良性循环，越好就越好。同学们不嫉妒，只是羡慕，甚至于为了班上有我而自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完全都做不到。
“有一次，上自然课，自然老师讲‘电铃原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电路图，什么开关、电池、磁铁、线圈、弹簧、小锤、铜铃、触点、导线之类的，听都没听说过。讲完以后，竟然没有一个同学能复述上来。老师就喊我上台试试；
我走上讲台，拿起滕棍，指着电路图讲：‘当我们按下按钮，线圈上流过电流，磁铁便产生磁力，吸住弹簧片，弹簧片上的小锤就敲击銅铃，发出声音；这时，簧片便脱离触点，使电路断开，磁铁又失去磁力，释放簧片，簧片又与触点接触，电路又被接通，簧片再次被吸引，小锤又敲击銅铃，如此反复，銅铃就不断地被敲击，直到我们释放按钮、断掉电流，电铃才停止敲击。’
“自然老师满意地说：‘完全正确！’并示意大家鼓掌，然后便‘笑咪咪’地在我的记分册上，用红笔写上—个五分又画了一个加号。自然老师那张满意的、笑眯眯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
“可能就从那时起，教员室里就引起热议，说六年四班有个叫张天翼的，门门功课都好，从来没得过四分以下的成绩。把我们语文兼班主任周敏老师乐得合不拢嘴，但她从来都没在我面前表露过。
“我最喜爱作文，我有一本作文本，应该说是收藏级的了，可惜在我实在忍受不了继母的打骂，离家出走的时候，丢在家里了。我是净身出门，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书包之外，没带走家里的任何东西，我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地划清界线！”
“可是没有人认可呀！”洛雁说。
“我不用别人认可，我自己认为是个彻底的无产者，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奴役和镣铐！”
“这一点也跟方志敏很像，所以你才能演好方志敏。”洛雁说。
“语文老师出作文题，总是出两个，每当她出第一道题的时候，我就很失望。比如：‘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家庭’、‘我最亲爱的人’，这些我都没法写；
我妈妈死了，在我六岁的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爸爸，一年和我也说不上几句话，人家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他不会护着我的；我的家庭怎么写呢？那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在那里劳动、吃饭、挨打、受骂，没有亲情、没有人情、没有快乐、也没有休息，我把它看成一座监狱。我曾经想过自残，没有用；我曾想过逃离，没有办法。这些我怎么能往作文里写呢？
“第二道题是‘自选’，我想这可能就是为我出的。我在北平流亡的日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是我最自由自在的日子，没人管没人问的日子；还有我的伙伴，快乐的马路天使——花姐。那时她十四岁，比我大两岁，北平解放时，她十五岁，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临别的时候，我们俩抱头痛哭。她应该是幸福的，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好朋友、好伙伴。
“这些你都没讲，我给您记着呢，还有那个马路天使！”洛雁提醒道。
“反正我讲得越多，欠你的也就越多！”
洛雁只有“嘻嘻”地笑。
“我就在作文里一段一段地写，那些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只要真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我沉浸在往事的幸福与痛苦中，有时欢笑，有时热泪盈眶，我讲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道那些永远也道不完的心里话。
“可能我这些故事打动了语文老师的心；拨动了班主任老师的情弦，每次她都用十分热情的语句，来评论我的作文。在每篇作文卷头上，她都用漂亮的颜草体，批出八个大字，比如：语言流畅，情节动人；结构严谨，故事真挚；情感丰富，文笔通畅；描写生动，细节逼真，还有很多好句子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二十多篇作文，评语没有重复过，我真佩服语文老师词语的丰富。
我们实验小学的老师，都是全市选出来的最优秀的老师，周敏老师曾经参加过辞典的编纂；自然老师后来调到自然博物馆当馆长去了。
“语文老师在认为我写得好的句子旁边，用红笔画满了一串一串的红圈，翻开本子一看，红彤彤的一片。最后在标题上方，写上一个大大的五分加；最后一篇作文，因故没有做完就交上去了，语文老师遗憾地批了一句话：‘为什么没有作完？’那一次是因为心情不好，还是因为太累了，但是语文老师那句批语，我却永远记在心里，可惜那已经是最后一篇作文了。ΗTτ<a href="Ps://? target="_blank">Ps://?/a>?肆柒⑦ＺＷ.℃οＭ
以后在我的生活里养成了写作的习惯，有了感受、有了收获、有了冲动，便酝酿成篇，写了下来。散文、杂文、论文、小说，不拘体裁，但不写诗。我不会写诗，没有学过音韵学，觉得写诗很受限制，很受拘束，好像是在戴着镣铐在跳舞，我一生最怕手铐、脚镣！我喜欢自由，要写，也只能写自由体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