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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我沈阳的姥姥一高兴，托人到大连接我去沈阳玩些日子。
“因为我后妈给姥姥写的信都是我代笔，八岁孩子就会写信，还写这么好的字，大家都夸奖，我姥姥也把我当成神童了，非要看看我不可。
结果到沈阳的第二天，就不通火车了。
“为什么？”洛雁问。
“国共双方，在瓦房店设了卡子，以南归解放区，以北归国统区，火车也不通了，我回不了家，只有在沈阳插班念书。
“念到四年级的时候，解放军要打沈阳了，我姥姥家住在城外，打起仗来，城门一关，城外的房子还不得变成一片火海？
我大舅说，你们走吧，我来看家，逃掉一个是一个。我大舅不能走，他还得上班挣钱养家哪。我就跟我姥姥还有我四姨，为了躲避战争，逃到了北平。
“到了北平以后，物价一个劲地长，粮食一天一个价，手里不敢留钱，都换成白面垛在屋里，直抵天棚。数了数才三十来袋，每人一个月吃一袋，还吃不了一年，谁知道北平这一仗什么时候打，要打多久？再说也不能光吃面哪，还要有别的花销呢。
“我姥姥愁得牙疼，这时她想起，我北平有个三舅，是我亲妈的弟弟，于是设法找到我三舅，准备把我甩给我三舅。
“我三舅是什么人？是买卖人，在北平开了一家针厂，做缝纫机针的针厂。也不用他管，交给我大表哥经营。他本人还有些什么生意，我就不清楚了。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山东人会说北京话。一个山东人，能在北平混出个地盘来，就不简单。一是脑子要快，二是嘴巴能说。
“我姥姥，一个东北老太太，我四姨，比我大七岁，那年十九，别看已经上了大学，但是在我三舅眼里也就是个黄毛丫头。
“我姥姥说：他三舅哇，你亲外甥，为了躲避打仗，我把他从沈阳带到了北平，也算我们尽了心了；北平这个物价，别说三口人，就是我和你四妹两口人，都难活呀；天翼在我们家住了三年，你是他亲舅，是不是能在你这儿再住些日子，等仗打完了，我再把他送回去，也好对他爹妈有个交待呀。
“我三舅‘嘿嘿嘿’地笑着说：他姥姥，您老这么远把天翼带出来，我替他爹妈感谢您了。可是这有个责任问题，谁知这仗要打多久，要打多大，谁死谁活还不知道呢。你把天翼交给我，二天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他爹妈交待呀。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不能有半点儿闪失。你们怎么带来的，仗打完了再怎么带回去，这才是善始善终啊！
“又转身对我四姨说：四妹妹呀，你说是不是。你也是读书人，是个大学生，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我四姨也辩不过他。
“从中午一直谈到吃晚饭了。三舅说：就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
“姥姥生气地说：不吃啦，天翼，咱们走！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推出去，不仅是一年十几袋面的事儿，还有其它的开销呢。姥姥一路走，一路在数落我：你看吧，这是你亲三舅，都不管你，你这个后姥姥养了你三年，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扔也不是，留也不是。
“其实我姥姥待我还真不错，从来都没捅过我一手指头。她自己的儿女都大了，身边也没有孩子，拿我当她亲孙子待。用她的话说：吃个虱子，都要掰根大腿给我。那年，买了一丈多黑布，亲手给我缝了一套中装，对襟袄，缅腰裤，虽然我从心里不爱穿；都民国了，都兴洋装、学生装，谁还穿这对襟袄、缅腰裤，像个练武术的。
不过她这份心意我不能不领。衣服做好了，她高兴地唱起小曲儿来：‘女子俏一身孝，男子俏一身皂’。她那山东小调我很熟悉，我们海南家来的亲戚，都是唱这种调子。”
“她不是沈阳人吗，怎么又唱起山东调来了？”洛雁问。
“其实东北人百分之八十都是山东人闯关东过来的，她就是跟着我姥爷一起闯关东，到铁岭织布，后来机房倒闭了，就逃难到沈阳，在沈阳城外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城外房子便宜呀，院墙都是土砌的，路也都是土路，两旁挖着阳沟，和乡下差不多少。
“一天，我四姨从外边回来，跟我说：天翼，跟我走，我给你找了个吃饭的地方。
“东北逃难过来的学生，华北的也不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东北流亡学生会’，要求傅作义政府发救济粮，主要解决吃饭和住宿问题。每期一百二十名，现在已经组织到第三十二期了。
“在故宫前面，金水桥上摆了一张桌子，挂上一块牌子，就算是‘招生处’了。
“那时的故宫门口灰头土脸，一点也不起眼；故宫门前是一片黄土地，金水河也早被黄土埋平了，距金水河不远修了一条有轨电车道，电车道穿过几道牌坊。这就是今天长安大街的前身。如今那几道牌坊也不知道拆到哪里去了，那可是真正的老古董了，价值连城啊！
“快到登记处了，四姨给了我一张纸，我一看是沈阳市大北关小学的毕业证书。她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买的，北平那么乱，卖什么的都有。
四姨跟我说，他们要问你，你就说十四岁，太小了他们不收你。说完她就躲到后面去了，大概她要看我一切都办妥了才敢离开，万一人家不收，我又不认识路，那可真就成了流浪儿了。
“办理登记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接过我的证书看了看问，‘这是你的吗？’我说，‘怎么不是，我是沈阳大北关小学的。’这确是实话。
“怎么这么点儿，你几岁？”
“我十四。”，这是假话，我四姨教给我说的。
“登记姑娘望望身旁一个稍大点儿的姑娘，那姑娘说：‘兵荒马乱的，饭都吃不上，能长个儿吗？你给他登上吧，不就是两个窝头、一碗白菜汤吗？你还真当个大事办了，你不收他叫他上哪儿去，怪可怜的。’
“登记姑娘做个鬼脸儿，给我登了记。
“她说，‘上旁边等着去吧……喂，你的行李呢？’我说：‘没行李。’‘没行李这个天不冻死你’。
“旁边那姑娘说：‘就叫他跟你睡吧，全当是你弟弟。’
“‘放屁，叫他跟你睡吧，你年纪大些，全当是你儿子。……都是你，叫留下来，还得给他解决行李。’
“一百二十个名额登满以后，队伍出发了。在路上只见那正阳门楼上、也住满了学生。楼柱子上扯着绳子，挂满了晾晒的衣裳，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好像万国旗。
来得早的，就近解决，就都住在这些门楼子上。离老远就看见学生们提着桶、端着盆、拎着暖瓶，上上下下的很是热闹。夏天还好说，冬天可咋办？城门楼子上，大风‘呜呜’的。
“我们三十二期同学会，里头有高人，早就派人出去，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住处。
“队伍绕过‘前门’，走进‘石驸马大街’，在一处高门大院前停住脚。三个学生叠起罗汉，翻过高墙跳进去，拉开门闩，队伍便推开大门，蜂拥而进，两位看守房屋的副官也不管，站在旁边干望着。
“院里。绕过影壁，便是一个大花园。亭、台、楼、阁、假山、水榭，应有尽有。女同学便抢占了一座绣楼；男同学便去抢占书房、卧室、办公室，以及下人住的房间。这些房间小些，可以两、三个人住，或一个人单住。
“小同学没那些心眼，就在大客厅里安放了自己的行李。客厅里住的人多，热闹。
“这是民国政府宁夏省主席——马占山的公馆，战乱之时无人居住，只派了两名副官在这里守护。早就知道大批的流亡学生，到处抢占空闲的房屋，估计这里也不会幸免，预先便把所有房间的家具、摆设，收拾一空，免得遭受损失。等到这些学生蜂拥而入的时候，两个副官倒像是看热闹的外人一样，袖手旁观。
“我又没有行李，就抱了一捆稻草来，铺在地上，说明这是我的位置。如果现在来划分阶级的话，我就是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或者叫流亡无产阶级。除了身体以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
“好在是油漆地板，也不会太凉。可是盖什么呢？看来只有合衣而卧了。
“正抱着膝盖犯愁的时候，登记姑娘抱着一床被子进来，喊道：‘张天翼’，这是我们几个挤着睡，匀出来的一床被子，送给你，就当救灾了。’
“我呆在那里没敢动地方。她把被子往我怀里一扔说：‘还不好意思哪，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应该互相帮助，可你总得谢谢我们吧！’。
“有一个坏小子喊道：‘亲一个吧！’众学生哄堂大笑。
登记姑娘说：‘亲就免了吧，以后有难处吱一声，我姓花，就叫我花姐吧。什么名字不重要，能喊就行。别跟那几个坏小子学，你要像他们那样，我就不理你了。’
“说不上她还爱上你了！”洛雁打趣道。
“你说什么呢，那时候我才十二，她才十五。”
“我说的不是那个爱，是友爱的爱，与岁数没关系。”
“你别说，从那以后我们俩还真地成了好朋友、好姐弟，不过这是后话了。”
“张老师，您还卖关子？”洛雁说。
“大家都收拾妥当，送饭的来了，在一家小饭馆包的伙食。
“掌柜的挑着担子，前边是一筐窝头，后边是一桶白菜汤，桶边上吊着一瓶油，是煎熟了的菜油，要当着大家的面倒进桶里，用勺子搅和均匀。意思是说，大家都看着的，一瓶油都到进去了，可别说我揩了你们的油。
“一天两餐，上午一餐八点，下午一餐五点，剩下的时间随便干什么，别耽误了吃饭就行，误了饭，只有挨饿。”
“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我沈阳的姥姥一高兴，托人到大连接我去沈阳玩些日子。
“因为我后妈给姥姥写的信都是我代笔，八岁孩子就会写信，还写这么好的字，大家都夸奖，我姥姥也把我当成神童了，非要看看我不可。
结果到沈阳的第二天，就不通火车了。
“为什么？”洛雁问。
“国共双方，在瓦房店设了卡子，以南归解放区，以北归国统区，火车也不通了，我回不了家，只有在沈阳插班念书。
“念到四年级的时候，解放军要打沈阳了，我姥姥家住在城外，打起仗来，城门一关，城外的房子还不得变成一片火海？
我大舅说，你们走吧，我来看家，逃掉一个是一个。我大舅不能走，他还得上班挣钱养家哪。我就跟我姥姥还有我四姨，为了躲避战争，逃到了北平。
“到了北平以后，物价一个劲地长，粮食一天一个价，手里不敢留钱，都换成白面垛在屋里，直抵天棚。数了数才三十来袋，每人一个月吃一袋，还吃不了一年，谁知道北平这一仗什么时候打，要打多久？再说也不能光吃面哪，还要有别的花销呢。
“我姥姥愁得牙疼，这时她想起，我北平有个三舅，是我亲妈的弟弟，于是设法找到我三舅，准备把我甩给我三舅。
“我三舅是什么人？是买卖人，在北平开了一家针厂，做缝纫机针的针厂。也不用他管，交给我大表哥经营。他本人还有些什么生意，我就不清楚了。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山东人会说北京话。一个山东人，能在北平混出个地盘来，就不简单。一是脑子要快，二是嘴巴能说。
“我姥姥，一个东北老太太，我四姨，比我大七岁，那年十九，别看已经上了大学，但是在我三舅眼里也就是个黄毛丫头。
“我姥姥说：他三舅哇，你亲外甥，为了躲避打仗，我把他从沈阳带到了北平，也算我们尽了心了；北平这个物价，别说三口人，就是我和你四妹两口人，都难活呀；天翼在我们家住了三年，你是他亲舅，是不是能在你这儿再住些日子，等仗打完了，我再把他送回去，也好对他爹妈有个交待呀。
“我三舅‘嘿嘿嘿’地笑着说：他姥姥，您老这么远把天翼带出来，我替他爹妈感谢您了。可是这有个责任问题，谁知这仗要打多久，要打多大，谁死谁活还不知道呢。你把天翼交给我，二天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他爹妈交待呀。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不能有半点儿闪失。你们怎么带来的，仗打完了再怎么带回去，这才是善始善终啊！
“又转身对我四姨说：四妹妹呀，你说是不是。你也是读书人，是个大学生，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我四姨也辩不过他。
“从中午一直谈到吃晚饭了。三舅说：就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
“姥姥生气地说：不吃啦，天翼，咱们走！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推出去，不仅是一年十几袋面的事儿，还有其它的开销呢。姥姥一路走，一路在数落我：你看吧，这是你亲三舅，都不管你，你这个后姥姥养了你三年，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扔也不是，留也不是。
“其实我姥姥待我还真不错，从来都没捅过我一手指头。她自己的儿女都大了，身边也没有孩子，拿我当她亲孙子待。用她的话说：吃个虱子，都要掰根大腿给我。那年，买了一丈多黑布，亲手给我缝了一套中装，对襟袄，缅腰裤，虽然我从心里不爱穿；都民国了，都兴洋装、学生装，谁还穿这对襟袄、缅腰裤，像个练武术的。
不过她这份心意我不能不领。衣服做好了，她高兴地唱起小曲儿来：‘女子俏一身孝，男子俏一身皂’。她那山东小调我很熟悉，我们海南家来的亲戚，都是唱这种调子。”
“她不是沈阳人吗，怎么又唱起山东调来了？”洛雁问。
“其实东北人百分之八十都是山东人闯关东过来的，她就是跟着我姥爷一起闯关东，到铁岭织布，后来机房倒闭了，就逃难到沈阳，在沈阳城外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城外房子便宜呀，院墙都是土砌的，路也都是土路，两旁挖着阳沟，和乡下差不多少。
“一天，我四姨从外边回来，跟我说：天翼，跟我走，我给你找了个吃饭的地方。
“东北逃难过来的学生，华北的也不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东北流亡学生会’，要求傅作义政府发救济粮，主要解决吃饭和住宿问题。每期一百二十名，现在已经组织到第三十二期了。
“在故宫前面，金水桥上摆了一张桌子，挂上一块牌子，就算是‘招生处’了。
“那时的故宫门口灰头土脸，一点也不起眼；故宫门前是一片黄土地，金水河也早被黄土埋平了，距金水河不远修了一条有轨电车道，电车道穿过几道牌坊。这就是今天长安大街的前身。如今那几道牌坊也不知道拆到哪里去了，那可是真正的老古董了，价值连城啊！
“快到登记处了，四姨给了我一张纸，我一看是沈阳市大北关小学的毕业证书。她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买的，北平那么乱，卖什么的都有。
四姨跟我说，他们要问你，你就说十四岁，太小了他们不收你。说完她就躲到后面去了，大概她要看我一切都办妥了才敢离开，万一人家不收，我又不认识路，那可真就成了流浪儿了。
“办理登记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接过我的证书看了看问，‘这是你的吗？’我说，‘怎么不是，我是沈阳大北关小学的。’这确是实话。
“怎么这么点儿，你几岁？”
“我十四。”，这是假话，我四姨教给我说的。
“登记姑娘望望身旁一个稍大点儿的姑娘，那姑娘说：‘兵荒马乱的，饭都吃不上，能长个儿吗？你给他登上吧，不就是两个窝头、一碗白菜汤吗？你还真当个大事办了，你不收他叫他上哪儿去，怪可怜的。’
“登记姑娘做个鬼脸儿，给我登了记。
“她说，‘上旁边等着去吧……喂，你的行李呢？’我说：‘没行李。’‘没行李这个天不冻死你’。
“旁边那姑娘说：‘就叫他跟你睡吧，全当是你弟弟。’
“‘放屁，叫他跟你睡吧，你年纪大些，全当是你儿子。……都是你，叫留下来，还得给他解决行李。’
“一百二十个名额登满以后，队伍出发了。在路上只见那正阳门楼上、也住满了学生。楼柱子上扯着绳子，挂满了晾晒的衣裳，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好像万国旗。
来得早的，就近解决，就都住在这些门楼子上。离老远就看见学生们提着桶、端着盆、拎着暖瓶，上上下下的很是热闹。夏天还好说，冬天可咋办？城门楼子上，大风‘呜呜’的。
“我们三十二期同学会，里头有高人，早就派人出去，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住处。
“队伍绕过‘前门’，走进‘石驸马大街’，在一处高门大院前停住脚。三个学生叠起罗汉，翻过高墙跳进去，拉开门闩，队伍便推开大门，蜂拥而进，两位看守房屋的副官也不管，站在旁边干望着。
“院里。绕过影壁，便是一个大花园。亭、台、楼、阁、假山、水榭，应有尽有。女同学便抢占了一座绣楼；男同学便去抢占书房、卧室、办公室，以及下人住的房间。这些房间小些，可以两、三个人住，或一个人单住。
“小同学没那些心眼，就在大客厅里安放了自己的行李。客厅里住的人多，热闹。
“这是民国政府宁夏省主席——马占山的公馆，战乱之时无人居住，只派了两名副官在这里守护。早就知道大批的流亡学生，到处抢占空闲的房屋，估计这里也不会幸免，预先便把所有房间的家具、摆设，收拾一空，免得遭受损失。等到这些学生蜂拥而入的时候，两个副官倒像是看热闹的外人一样，袖手旁观。
“我又没有行李，就抱了一捆稻草来，铺在地上，说明这是我的位置。如果现在来划分阶级的话，我就是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或者叫流亡无产阶级。除了身体以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
“好在是油漆地板，也不会太凉。可是盖什么呢？看来只有合衣而卧了。
“正抱着膝盖犯愁的时候，登记姑娘抱着一床被子进来，喊道：‘张天翼’，这是我们几个挤着睡，匀出来的一床被子，送给你，就当救灾了。’
“我呆在那里没敢动地方。她把被子往我怀里一扔说：‘还不好意思哪，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应该互相帮助，可你总得谢谢我们吧！’。
“有一个坏小子喊道：‘亲一个吧！’众学生哄堂大笑。
登记姑娘说：‘亲就免了吧，以后有难处吱一声，我姓花，就叫我花姐吧。什么名字不重要，能喊就行。别跟那几个坏小子学，你要像他们那样，我就不理你了。’
“说不上她还爱上你了！”洛雁打趣道。
“你说什么呢，那时候我才十二，她才十五。”
“我说的不是那个爱，是友爱的爱，与岁数没关系。”
“你别说，从那以后我们俩还真地成了好朋友、好姐弟，不过这是后话了。”
“张老师，您还卖关子？”洛雁说。
“大家都收拾妥当，送饭的来了，在一家小饭馆包的伙食。
“掌柜的挑着担子，前边是一筐窝头，后边是一桶白菜汤，桶边上吊着一瓶油，是煎熟了的菜油，要当着大家的面倒进桶里，用勺子搅和均匀。意思是说，大家都看着的，一瓶油都到进去了，可别说我揩了你们的油。
“一天两餐，上午一餐八点，下午一餐五点，剩下的时间随便干什么，别耽误了吃饭就行，误了饭，只有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