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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蔡婆婆的采访比想象中结束的要快很多，苏澈原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一直期盼的那种有关人性的东西，却没想到蔡婆婆那种独有的信念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甚至都不可能与人分享。
她虽然反复的强调着自己这许多年来一直活在“幸存的煎熬”中，但苏澈看得出，能够支撑一个女人守望丈夫六十多年的远不止“煎熬”，因为纯粹的痛苦会将一个人彻底逼疯，唯有希望才是让人强大的东西。
在采访的最后，苏澈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话。
“或许她的每一天都因为她的幸存而煎熬着，可希望却仍是支撑她走过孤独岁月的最强大的力量，希望是美好，甚至可能是人间至善！”
这段话的最后一部分引用了《肖申克救赎》的经典台词。
当大部分人被高墙改造，从一开始的憎恨、厌恶到后来的迷茫、无望，再到最终的依赖和离不开它的时候，《肖申克救赎》中的男主却一直期待着重获自由，正是这种希望让他默默承受了许多年，让他有力量爬过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充满污秽的下水道，并重获自由！
……
在岛上待了一天，又跟着学弟刘梦岩去拜访了一下他家的老爷爷后，苏澈又踏上了寻人之路，不过这一次他不需要驾船出海，更不需要翻山越岭，他订了三天的后机票，将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将要采访一位已经年过七十的老人——李爱年。
李爱年老人是一位知名作家，只可惜，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国内社会的作家环境从此再无他的容身之所，无奈，他只好举家迁往莫斯科，去寻找他在莫斯科的亲哥哥落脚。
自此后，李老就在莫斯科住下了，这一住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来，李老几乎每天都会在国内的各大媒体平台上发表作品，但从无例外，他的作品都会很快遭到一大群人的抨击，似乎人们永远都无法原谅他在十三年前“犯的错”，包括苏澈。
当时虽然他还小，却也大概听说了李爱年写的东西犯了国人的忌讳，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讽刺了人们虚伪的善良，并说所有这一切善意的举动都不过是出于为社会整体付出的一种的盲目。
而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对的，他还例举了很多实证。
只可惜，在那个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时代，他的这种思想实在太过偏激，不但与社会大风向相背离，甚至还公开与国内各大作家社区在媒体平台上对骂。
以一敌众的勇气固然可贵，但结果是悲惨的。
他的所有文章都被下架不说，他本人也被“赶出了”故土，如今只能在异国他乡靠着亲人的“施舍”过活。
苏澈把李爱年作为自己的采访对象之一时也犹豫了很久，他也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但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飞机，因为他很想知道李爱年老人当初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不合群”的声音。
……
抵达莫斯科，早有人前来接机，这一次没有什么辗转，苏澈下了飞机后没多久就在预定好的咖啡厅里见到了李爱年老人和他的爱人。
不过采访开始时，他的爱人就出去了，只剩下苏澈和李爱年两人。
对面而坐，苏澈也不废话，直截了当的问道：“在作家中，您算是触电比较早的，您的《蓝海鸥》改编成电影《陷落之地》，让您从文学圈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后来的《逆风》又巩固了这个效应，这让您声名鹊起，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高收入作家’，但据我所知，您在当时似乎并不是很高兴，甚至在一次电影宣发中面对记者的无礼提问，您直接选择了离场是吗？”
“是的，这事又谈到了作家和电影这个命案的问题，涉及这个话题时，大概很多作家与我一样，是一种不太舒服的尴尬的心情。通常公众舆论会把这种简单的知识产权交易复杂化，在这样的交易中心，人们的判断力因为电影的强势，或者说具现化表演艺术的强势而轻视了作家一方，作家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是一个提着篮子到市场上卖菜结果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大老板的菜农。其实大多数人作家从来没有去过市场，我自己本人也很讨厌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感觉就好像是一些地方的舞女，走上台上展示自己，让底下的人品头论足并掏钱一样，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作家或许是种菜的，但他们原本是好好的在自己的院子里种菜的安分人，可市场化之后，就突然来了一群人，他们走到园子边，对园子里的菜指指点点，并明确说要哪个地方的菜，你要是没有，他们还会生气，而你，就只能一脸莫名其妙的感到尴尬。当然也不乏一些菜农想想自己中了那么多的菜，反正也吃不完，就卖了，卖给他们比卖到镇子上价钱好，这是菜农当时唯一的实惠，后面的事情都是发展出来的，比如最近流行的一种速成食品如何火爆，大家便顺便提起了这个速成食品的由来，可是这对菜农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没有改变。菜农仍然种他自己的地，他的菜还是要卖到镇子上去，被默默无闻的人默默地吃掉，我举这些例子只是想准确说出我在此类事件中的真实心态。”李爱年的例子很有趣，尤其对于苏澈来说，他一直也很困惑自己的创作究竟是一种有内而发的本我内心的展示，还是一种为满足外部需求的一种市场行为，现在看来，他与李老的境界还差了许多，因为他甚至都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块菜地。
“我记得您在那段日子里人气非常旺，有点像娱乐圈的偶像派，您觉得是电影成就了你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吗？”
“你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偶像派吗……让我联想到很多已经比较红的大明星，但我自己倒没有这么‘偶像’的记忆，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清楚的，我是我，不管是做人方面还是写作方面，我有足够的内省能力，也习惯于独立自考，因此我不太认同别人为我归纳的成败得失，就像现在，我虽然被迫要在莫斯科生活，但我不觉得我是个‘失败者’，相反，我认为我的思想受到了尊重，它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所以……我对自己的满足和批判首先是要来自自我判断，至于你说的电影，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力终将要回到电影里去，事实上它并不属于我，它是一次基于我的作品的再造，真正属于我的是那些没记住电影而记住我的作品的读者，毕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天天放映，而一个作家的写作是一辈子的大业，或许一句话可以传递上千年。”李老的精神状态极好，他似乎有一种浸入骨髓的不卑不亢，他自信而沉着，并没有选择沉默的反抗，更没有歇斯底里，他平静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却令苏澈如雷贯耳。
苏澈点了点头，继续道：“在2070年代后期，跟您的明星式的知名度形成反差的是，您的文学写作好像越来越少了，虽然依然可以见到您的作品，但明显没有以前那种强力突进的气势了，这是为什么呢？”
“2070年代后期，因为我经常陪爱人出去旅行，每天都能重新认识一下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颗星球，所以我对短篇的兴趣日渐浓烈，这使我基本舍弃了中长篇的写作，因此给人造成了减产的印象。我无法说服别人多读短篇或者干脆就多读我的短篇，但我确实想说，人们普遍轻视了短篇的意义和价值，大多人甚至认为篇幅短小很难完整的讲述一个深刻的故事，可其实在我看来，相对于长篇来说，短篇想说更像是室内音乐，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种酒吧氛围里的音乐，它可以是三重奏或者四重奏或者就是个人独奏，令人专注于旋律本身和演奏者的热情与技巧，更为弥足珍贵的是，它并不会因为过分深刻而打扰到你体味生活，它就像调味剂，虽不是主角，却又不可或缺。因此，强力突进的气势当然是值得赞美的阅读经验，一个短篇也能隐藏很深的力量，却无法应和对气势的需求，把主要精力用来经营短篇的写作必然是不经济的，但我个人从学生时代就酷爱读短篇，到现在喜欢上了写短篇，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增添了许多新意和乐趣，算是一种情结了。”李老说着话的时候，酒吧里其实一直都有人在悠扬的伴奏下唱着听不太懂歌词的情歌，那些内容简单，却又撩拨你心弦的曲子和歌在你在意并专注的时候能让你印象深刻，但你不在意的时候它也不会喧宾夺主，令人感到烦躁，它就是这么“可有可无”，从不主动，却又令人迷恋。
“有人说，正是您当年的走红是您变得轻浮且过度自我了，是您自己主动割裂了与社会整体的联系，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如果说我的写作立场有改变的话，它与走红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就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蓝海鸥》这样的作品，我一个阶段是非常满意的，一个阶段却又完全不满意，我并没有把它看成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高度，要知道同时期讽刺人类文明自毁式推进的文章并不是只有我的《蓝海鸥》，那些受人类‘福祉’而变得诡异的也远不止海鸥，还有我们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或许是我的《蓝海鸥》写的情结更有张力和表现力，所以它更适合被搬上荧屏，但实际上，我更喜欢同时期一个女作家写的《心城》这部，《心城》不想我的《蓝海鸥》，它的主角是一个上班族女孩，所有的故事情节都与她有关，既没有激烈的矛盾对抗，更没有为了掩盖或者揭穿真相的正邪对立，它是不明确的一个个体，是一个混沌个体在社会大潮中的起起伏伏，《心城》高潮的部分也只是那个女孩光着脚在大桥上狂奔，她甚至都没有勇气纵身一跳来结束这场闹剧，她选择活下来仅仅是因为她舍不得自己的猫，这样的情结或许可以触动一部分人的心结，却不能从画面上震动每一个观众的视角，所以……《心城》没有被拍成电影，而我的《蓝海鸥》却被搬上了荧屏……但实际上，我更喜欢《心城》要多一点，这就像你偶然在园子里看到了一朵野花，它的花瓣不够大不够鲜艳，也没有什么香味，可你就是眼前一亮，忍不住蹲下来，和它打声招呼一样，那种‘做作’很多人没有，也自然感受不到。”李老把细腻的生活触动用“做作”来形容让苏澈稍稍有些意外，他看到了李老“害羞”的一面，这很奇怪，却又很正常，苏澈突然感觉眼前的李爱年老人其实离他很近，从未遥远过。
“也就是说，实际上您并不想人们想象的那样看重自己的写作姿态，是吗？”
“我后来的写作是不预设写作姿态的，我没有背叛任何人，因为我从没有向任何人宣誓效忠于任何人，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时常把自己当做一条河，河流的使命是只管流淌，尽情流淌，它都不用去考虑自己在什么地方入海，弄不好方向错了，流放了，水进了沙漠，那就是一条内陆河了，也没有什么，写作的一生总是美好的，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现在国内有一个新兴的庞大作家社区，这几年来一直动静很大，这个社区里还有好几个派别，有沈聪的‘算法’派，有韩生的‘丰碑’派，这两个人派别有宣言，有行动，一直挺热闹，当然，也有像您这样的，哪个派都不是，您只管写自己的东西，把东西发表出去。在国内您也很少和别的作家来往，您不欣赏他们吗？”
“国内最近兴起的这个作家社区一部分是原先作家协会里的人，像沈聪、韩生等，还有我、刘延旭、郭东文这些是自由职业者，很自然的，我与刘延旭、郭东文他们来往比较多，交流也多，我并不是一个热爱孤独的人，但也不是喜欢社交的人，如果别人印象中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独来独往，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件好事，但判定我不欣赏别人的同城作家肯定就不是好事了，国内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会是夜郎国，但我对待身边的同行一直持不多嘴的态度，就想处理人际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处理，如果说这是世故，那么这世故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健康的，这一点很重要。”
“‘算法’现在也快要成为被人说旧的一个词了，但是十几年前您被看成是最具革命意识的‘算法’作家，只不过当时您的这种革命有点孤立无援，不过现在……转眼间您又被人归类到主流的一群里去了，主流就是功成名就拥有话语权的一群，您对‘主流作家’这个说法接受吗？”
“我理解‘算法’这次更多的拆解和并阐释创作的一种模板化状态，其实更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超过90%的作家被机器取代，因为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可以依照一个固定的模板或者套路来创造的，这其实就是在说‘算法’会革新创造的性质，可如果把文坛视作一场马拉松竞技，那么‘算法’就只能被视作一个不知疲倦，终究会跑完全程的参赛者，它的步伐永远都是固定的，通过临摹其他人来完成的，而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倒想它最终会取胜，就像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接受你的采访一样，固然你可以按照一个固定的套路来问我，我也可以按照一个固定的，符合我个人气质特点的套路来回答，我们之间也可以用算法来完成这次会面，但实际上呢，你并不知道我要说哪些故事，我也不太清楚你问我的问题实际的重点在哪，你从我的故事里又读出了哪些，这是算法目前还不能做到的，况且，主流也不一定就那么可怕，好像带着一丝丝的腐败之气，算法也一样，在被人们意识到并总结出来之前，算法难道就不存在嘛？我们理解的时候要确定人物时间地点等等要素，这些其实都是算法的组成要件，但你能说这样的主流它不应该吗？文学的世界就是这点好，又大又不讲规矩，光脚的、穿鞋的，还有一些穿高跟鞋和踩高跷的，大家走来走去，我现在对算法和主流的定位都不太认同，我只知道和大家挤在一起走。我的话语权利在哪？好像没有发现我自己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嘛。我习惯了聆听，在聆听中学会了自作主张，这一直是我真正迷恋的权利！”
对蔡婆婆的采访比想象中结束的要快很多，苏澈原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一直期盼的那种有关人性的东西，却没想到蔡婆婆那种独有的信念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甚至都不可能与人分享。
她虽然反复的强调着自己这许多年来一直活在“幸存的煎熬”中，但苏澈看得出，能够支撑一个女人守望丈夫六十多年的远不止“煎熬”，因为纯粹的痛苦会将一个人彻底逼疯，唯有希望才是让人强大的东西。
在采访的最后，苏澈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话。
“或许她的每一天都因为她的幸存而煎熬着，可希望却仍是支撑她走过孤独岁月的最强大的力量，希望是美好，甚至可能是人间至善！”
这段话的最后一部分引用了《肖申克救赎》的经典台词。
当大部分人被高墙改造，从一开始的憎恨、厌恶到后来的迷茫、无望，再到最终的依赖和离不开它的时候，《肖申克救赎》中的男主却一直期待着重获自由，正是这种希望让他默默承受了许多年，让他有力量爬过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充满污秽的下水道，并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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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岛上待了一天，又跟着学弟刘梦岩去拜访了一下他家的老爷爷后，苏澈又踏上了寻人之路，不过这一次他不需要驾船出海，更不需要翻山越岭，他订了三天的后机票，将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将要采访一位已经年过七十的老人——李爱年。
李爱年老人是一位知名作家，只可惜，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国内社会的作家环境从此再无他的容身之所，无奈，他只好举家迁往莫斯科，去寻找他在莫斯科的亲哥哥落脚。
自此后，李老就在莫斯科住下了，这一住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来，李老几乎每天都会在国内的各大媒体平台上发表作品，但从无例外，他的作品都会很快遭到一大群人的抨击，似乎人们永远都无法原谅他在十三年前“犯的错”，包括苏澈。
当时虽然他还小，却也大概听说了李爱年写的东西犯了国人的忌讳，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讽刺了人们虚伪的善良，并说所有这一切善意的举动都不过是出于为社会整体付出的一种的盲目。
而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对的，他还例举了很多实证。
只可惜，在那个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时代，他的这种思想实在太过偏激，不但与社会大风向相背离，甚至还公开与国内各大作家社区在媒体平台上对骂。
以一敌众的勇气固然可贵，但结果是悲惨的。
他的所有文章都被下架不说，他本人也被“赶出了”故土，如今只能在异国他乡靠着亲人的“施舍”过活。
苏澈把李爱年作为自己的采访对象之一时也犹豫了很久，他也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但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飞机，因为他很想知道李爱年老人当初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不合群”的声音。
……
抵达莫斯科，早有人前来接机，这一次没有什么辗转，苏澈下了飞机后没多久就在预定好的咖啡厅里见到了李爱年老人和他的爱人。
不过采访开始时，他的爱人就出去了，只剩下苏澈和李爱年两人。
对面而坐，苏澈也不废话，直截了当的问道：“在作家中，您算是触电比较早的，您的《蓝海鸥》改编成电影《陷落之地》，让您从文学圈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后来的《逆风》又巩固了这个效应，这让您声名鹊起，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高收入作家’，但据我所知，您在当时似乎并不是很高兴，甚至在一次电影宣发中面对记者的无礼提问，您直接选择了离场是吗？”
“是的，这事又谈到了作家和电影这个命案的问题，涉及这个话题时，大概很多作家与我一样，是一种不太舒服的尴尬的心情。通常公众舆论会把这种简单的知识产权交易复杂化，在这样的交易中心，人们的判断力因为电影的强势，或者说具现化表演艺术的强势而轻视了作家一方，作家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是一个提着篮子到市场上卖菜结果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大老板的菜农。其实大多数人作家从来没有去过市场，我自己本人也很讨厌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感觉就好像是一些地方的舞女，走上台上展示自己，让底下的人品头论足并掏钱一样，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作家或许是种菜的，但他们原本是好好的在自己的院子里种菜的安分人，可市场化之后，就突然来了一群人，他们走到园子边，对园子里的菜指指点点，并明确说要哪个地方的菜，你要是没有，他们还会生气，而你，就只能一脸莫名其妙的感到尴尬。当然也不乏一些菜农想想自己中了那么多的菜，反正也吃不完，就卖了，卖给他们比卖到镇子上价钱好，这是菜农当时唯一的实惠，后面的事情都是发展出来的，比如最近流行的一种速成食品如何火爆，大家便顺便提起了这个速成食品的由来，可是这对菜农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没有改变。菜农仍然种他自己的地，他的菜还是要卖到镇子上去，被默默无闻的人默默地吃掉，我举这些例子只是想准确说出我在此类事件中的真实心态。”李爱年的例子很有趣，尤其对于苏澈来说，他一直也很困惑自己的创作究竟是一种有内而发的本我内心的展示，还是一种为满足外部需求的一种市场行为，现在看来，他与李老的境界还差了许多，因为他甚至都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块菜地。
“我记得您在那段日子里人气非常旺，有点像娱乐圈的偶像派，您觉得是电影成就了你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吗？”
“你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偶像派吗……让我联想到很多已经比较红的大明星，但我自己倒没有这么‘偶像’的记忆，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清楚的，我是我，不管是做人方面还是写作方面，我有足够的内省能力，也习惯于独立自考，因此我不太认同别人为我归纳的成败得失，就像现在，我虽然被迫要在莫斯科生活，但我不觉得我是个‘失败者’，相反，我认为我的思想受到了尊重，它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所以……我对自己的满足和批判首先是要来自自我判断，至于你说的电影，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力终将要回到电影里去，事实上它并不属于我，它是一次基于我的作品的再造，真正属于我的是那些没记住电影而记住我的作品的读者，毕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天天放映，而一个作家的写作是一辈子的大业，或许一句话可以传递上千年。”李老的精神状态极好，他似乎有一种浸入骨髓的不卑不亢，他自信而沉着，并没有选择沉默的反抗，更没有歇斯底里，他平静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却令苏澈如雷贯耳。
苏澈点了点头，继续道：“在2070年代后期，跟您的明星式的知名度形成反差的是，您的文学写作好像越来越少了，虽然依然可以见到您的作品，但明显没有以前那种强力突进的气势了，这是为什么呢？”
“2070年代后期，因为我经常陪爱人出去旅行，每天都能重新认识一下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颗星球，所以我对短篇的兴趣日渐浓烈，这使我基本舍弃了中长篇的写作，因此给人造成了减产的印象。我无法说服别人多读短篇或者干脆就多读我的短篇，但我确实想说，人们普遍轻视了短篇的意义和价值，大多人甚至认为篇幅短小很难完整的讲述一个深刻的故事，可其实在我看来，相对于长篇来说，短篇想说更像是室内音乐，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种酒吧氛围里的音乐，它可以是三重奏或者四重奏或者就是个人独奏，令人专注于旋律本身和演奏者的热情与技巧，更为弥足珍贵的是，它并不会因为过分深刻而打扰到你体味生活，它就像调味剂，虽不是主角，却又不可或缺。因此，强力突进的气势当然是值得赞美的阅读经验，一个短篇也能隐藏很深的力量，却无法应和对气势的需求，把主要精力用来经营短篇的写作必然是不经济的，但我个人从学生时代就酷爱读短篇，到现在喜欢上了写短篇，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增添了许多新意和乐趣，算是一种情结了。”李老说着话的时候，酒吧里其实一直都有人在悠扬的伴奏下唱着听不太懂歌词的情歌，那些内容简单，却又撩拨你心弦的曲子和歌在你在意并专注的时候能让你印象深刻，但你不在意的时候它也不会喧宾夺主，令人感到烦躁，它就是这么“可有可无”，从不主动，却又令人迷恋。
“有人说，正是您当年的走红是您变得轻浮且过度自我了，是您自己主动割裂了与社会整体的联系，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如果说我的写作立场有改变的话，它与走红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就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蓝海鸥》这样的作品，我一个阶段是非常满意的，一个阶段却又完全不满意，我并没有把它看成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高度，要知道同时期讽刺人类文明自毁式推进的文章并不是只有我的《蓝海鸥》，那些受人类‘福祉’而变得诡异的也远不止海鸥，还有我们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或许是我的《蓝海鸥》写的情结更有张力和表现力，所以它更适合被搬上荧屏，但实际上，我更喜欢同时期一个女作家写的《心城》这部，《心城》不想我的《蓝海鸥》，它的主角是一个上班族女孩，所有的故事情节都与她有关，既没有激烈的矛盾对抗，更没有为了掩盖或者揭穿真相的正邪对立，它是不明确的一个个体，是一个混沌个体在社会大潮中的起起伏伏，《心城》高潮的部分也只是那个女孩光着脚在大桥上狂奔，她甚至都没有勇气纵身一跳来结束这场闹剧，她选择活下来仅仅是因为她舍不得自己的猫，这样的情结或许可以触动一部分人的心结，却不能从画面上震动每一个观众的视角，所以……《心城》没有被拍成电影，而我的《蓝海鸥》却被搬上了荧屏……但实际上，我更喜欢《心城》要多一点，这就像你偶然在园子里看到了一朵野花，它的花瓣不够大不够鲜艳，也没有什么香味，可你就是眼前一亮，忍不住蹲下来，和它打声招呼一样，那种‘做作’很多人没有，也自然感受不到。”李老把细腻的生活触动用“做作”来形容让苏澈稍稍有些意外，他看到了李老“害羞”的一面，这很奇怪，却又很正常，苏澈突然感觉眼前的李爱年老人其实离他很近，从未遥远过。
“也就是说，实际上您并不想人们想象的那样看重自己的写作姿态，是吗？”
“我后来的写作是不预设写作姿态的，我没有背叛任何人，因为我从没有向任何人宣誓效忠于任何人，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时常把自己当做一条河，河流的使命是只管流淌，尽情流淌，它都不用去考虑自己在什么地方入海，弄不好方向错了，流放了，水进了沙漠，那就是一条内陆河了，也没有什么，写作的一生总是美好的，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现在国内有一个新兴的庞大作家社区，这几年来一直动静很大，这个社区里还有好几个派别，有沈聪的‘算法’派，有韩生的‘丰碑’派，这两个人派别有宣言，有行动，一直挺热闹，当然，也有像您这样的，哪个派都不是，您只管写自己的东西，把东西发表出去。在国内您也很少和别的作家来往，您不欣赏他们吗？”
“国内最近兴起的这个作家社区一部分是原先作家协会里的人，像沈聪、韩生等，还有我、刘延旭、郭东文这些是自由职业者，很自然的，我与刘延旭、郭东文他们来往比较多，交流也多，我并不是一个热爱孤独的人，但也不是喜欢社交的人，如果别人印象中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独来独往，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件好事，但判定我不欣赏别人的同城作家肯定就不是好事了，国内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会是夜郎国，但我对待身边的同行一直持不多嘴的态度，就想处理人际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处理，如果说这是世故，那么这世故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健康的，这一点很重要。”
“‘算法’现在也快要成为被人说旧的一个词了，但是十几年前您被看成是最具革命意识的‘算法’作家，只不过当时您的这种革命有点孤立无援，不过现在……转眼间您又被人归类到主流的一群里去了，主流就是功成名就拥有话语权的一群，您对‘主流作家’这个说法接受吗？”
“我理解‘算法’这次更多的拆解和并阐释创作的一种模板化状态，其实更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超过90%的作家被机器取代，因为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可以依照一个固定的模板或者套路来创造的，这其实就是在说‘算法’会革新创造的性质，可如果把文坛视作一场马拉松竞技，那么‘算法’就只能被视作一个不知疲倦，终究会跑完全程的参赛者，它的步伐永远都是固定的，通过临摹其他人来完成的，而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倒想它最终会取胜，就像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接受你的采访一样，固然你可以按照一个固定的套路来问我，我也可以按照一个固定的，符合我个人气质特点的套路来回答，我们之间也可以用算法来完成这次会面，但实际上呢，你并不知道我要说哪些故事，我也不太清楚你问我的问题实际的重点在哪，你从我的故事里又读出了哪些，这是算法目前还不能做到的，况且，主流也不一定就那么可怕，好像带着一丝丝的腐败之气，算法也一样，在被人们意识到并总结出来之前，算法难道就不存在嘛？我们理解的时候要确定人物时间地点等等要素，这些其实都是算法的组成要件，但你能说这样的主流它不应该吗？文学的世界就是这点好，又大又不讲规矩，光脚的、穿鞋的，还有一些穿高跟鞋和踩高跷的，大家走来走去，我现在对算法和主流的定位都不太认同，我只知道和大家挤在一起走。我的话语权利在哪？好像没有发现我自己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嘛。我习惯了聆听，在聆听中学会了自作主张，这一直是我真正迷恋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