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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注意过年轻人的写作吗？比如2090年代的男性协作群，以及90年代的女性作家群。他们在算法日渐成为主流的时代是呼啸而起的，创作了很多令人惊叹的作品，但他们保持着文学的敏感、率真和尖锐，保持着文学最原生的激情和创造力，很多大作家，在功成名就修成正果之后，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写作冲动和革新的勇气，您对此又怎样的看法呢？”
“为什么失去原始的创作冲动，为什么失去革新的勇气，这是对大多数作家而言都会考虑的问题。我不认为年轻、激情之类的东西就一定是创作的优势，功成名就以后就保守了就成为规律了，不管是你说的这个2090年代后的作家群体亦或者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者，包括更早以前的前辈，从来没有面临一个群体困境，有的只是个人的困境。这困境具体来说就是你完成了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之后，怎么写第二部。别人对你的第一部作品没要求，你是野孩子，野孩子还光着身子，一般都是生机勃勃的跑出来，让人们鉴赏它的野性之美，大家也都会对这个孩子比较宽容，但是鉴赏过后你总得穿上衣服呀，穿了衣服之后你就已经改变了，你得教他规矩，然他变得得体，你还要创造更多的衣服给他穿，这时候困难就来了，一方面鉴赏者还要求你要原始，另一方面你发现脱不了衣服，也不想脱了，脱了也回不到过去了，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作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鉴赏者本身的问题。”李爱年老人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本日记道：“其实归结为一个词就是众口难调，所以我现在的创作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展示给大家的，一种就是保留给我自己的，像这本日记就是我的自留田。”
苏澈接过日记本，打开扉页就看到了一张照片，那也是个“时代的罪人”，他是2062年灾区疫情总指挥，叫田文冕，是个看上去很文弱的“书生”，可就是这个书生下达了最严酷的封锁令，彻底阻断的感染者的传播途径，当然……疫情结束后，他站在了被告席，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有关这个人的官方描述一直都很模糊，民间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杀伐果断的大将，如果不是他，肯定会有更多人牺牲！
但也有人说他是恶魔，如果他当时能够再宽限一点，可以救出更多的无辜者。
总之，有关田文冕这个人的评价一直都没有一个相对中肯且令人满意的结果。
作家们也都很默契的避开了这个人物，尤其是在这个“算法”时代，费尽心思去写一个“罪人”，显然是不够“算法”的。
然而李爱年老人的日记本里却藏着一个以田文冕的原型为主角的短篇。
故事很短，只有四千多字，讲述的是未来的某一天，无知的矿工打开了地狱的大门，惊慌失措的矿工们在逃离时被矿主引爆了隧道埋在了地下，其中一个矿工的儿子为救父亲找来救援队，但在救援过程中更多人被感染，这时候作为救援队长的主角果断下令再次封锁矿区，并导致整个救援队和受困矿工全都遇难的故事。
结尾处，地狱的大门被再次封锁，可是主角和矿工的儿子，已经矿工和自己儿子的通话录音全都被公开化，也使得原本应该成为英雄的主角成了“罪人”，他的果断被评价为“不人道”，他的处理办法被评价为“不够完美”，总之，没人记得正是因为主角的果断才保住了附近小镇上数十万的居民，才没有使得灾难进一步扩大。
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主角下令道：“把他抓回来！任何人不允许离开现场！”
“你疯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矿工的儿子。
“这是命令！”
“可我们是人，我父亲没有感染，他还活着！”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争论，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记得自己是个军人的话，就得服从命令！”
“命令？那你又是从什么忘了我们也是人的？！”
……
“那么……您认为，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采访继续，苏澈把日记本抵还给李老，他没有对这部短篇做任何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条’，比如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什么事作家身上最珍贵的素质。令人苦恼的是我们大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教条中，很少作这样的反向思维，比如对革新的态度，更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大无畏的革新是否只是一次鲁莽的资源浪费？有些传统是否必须有人去维护发展？甚至有些后退是不是反而具有先进的意义？所以不管对什么背景的作家来说，真正自由的写作是能够摆脱一切‘教条’的写作，是一种坚强的自信
的写作。”
听完这段话，苏澈突然有一种思想被解放的感觉，一直以来他认为思想在体制的框架内探索是坦荡的正道，可现在他忽然觉得那可能是一件比较悲哀的事情，任何时期都应当需要更大更广阔的思想空间，虽然通常在管理者眼中，思想对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常人绝不会无意识的去做某些事，那么思想就必须受到正确的引导。
这当然是没问题的，苏澈也不会因为听完李爱年的这番话就认定这种正确的引导是有问题的，但思想的引导和作家自身跨越教条去思考，二者之间理应是不矛盾的。
唯一的矛盾点在于是否去分享。
方才李老提到“那些大无畏的革新是否只是一次鲁莽的资源浪费？”
这样一句话在现实中可能成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就像许多年前“火石计划”正是开启，第一中轴正式建成的时候，很多人都曾提出过类似的“反对”声音。
在资源日渐匮乏的今天，通过冷漠的算法推进人类进步已经让很多人感到不适，那么建成这样一座对公众既不开放也从不公开其内部运行原理及运行目的的庞大采样基地，它是否是一次“资源浪费”呢？
苏澈不得而知，因为他甚至没有可以一起探讨的人，更连探讨这个问题的方向和门路都没有找到。
不过苏澈心里隐约感受到了这个时代所真正缺少的东西。
这些珍贵的、宝贵的觉悟或许并不像他最初期待的那样要拿出来进行全面的分享和唤醒，或许真正需要醒来的，是他自己。
“国内的作家环境我不太清楚现在的风向，但前几年国外还有不少文学青年在呼喊要超越李老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说了。昔日的偶像派作家现在洗尽铅华，回到最初的安静状态了吗？”
“我觉得，最应该超越的是我自己。坦率地说我是一个生活在误解中的作家，连我自己也误解我自己。我很感冒你说的这个偶像派这次，总让我一种虚拟的光怪陆离的舞台感，灯光感，其实这些东西从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却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如演员，很难真切看清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很冤。我对外界的期待多少年如一日，只要有那么些喜欢读我的就够了，别的东西不是我要的。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我是过室内生活的人，一直很安静，过去就安静，现在更安静。”李老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接受采访，唯独到了这里他的语气和表情都严肃了一些。
苏澈隐约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或许所有人一开始就误解了李老，误解了他当年那样发声的真实目的……他不是为了名声大噪，只是呐喊了一声，却被所有人“鄙夷”。
“我看了您最近发表的新作《雪上的烽火》，您说这是一部跟过去决裂的书，您对自己的过去不再满意了是吗？”
“《雪上的烽火》是我用了十一年才完成的长篇，而且一直都没有发表，一直等到它完成时才拜托我在俄罗斯的朋友发表出来。我确实有借这部推陈出新的创作动机，但动机是动机，动机不能说明写作质量，决裂也不一定那么悲壮那么值得赞扬。我只是给自己一些写作的动力，尽量地从自己身边绕过去，至于好坏，还要你看了再说。”李老把评价的权利交还给了苏澈。
说实在的，《雪上的烽火》真的是苏澈这几年来读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长篇。
故事的原型其实就是类似阿旺德措老人这样的在大雪暴中依然坚守的英雄人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开篇的那句话。
“雪上的烽火在狂风中摇曳，火焰紧贴在一起，被风压的像一面破碎的旗帜，它是如此的令人渴望，又如此的令人胆战心惊，似乎下一秒它就会被熄灭，可它不会，它没有，只要风一停，它就会再一次熊熊燃烧！”
这段话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颇为感叹，苏澈甚至只要一闭上眼就能隐约看到年轻时的阿旺德措带领丰碑小队在冰雪中前行的背影，与茫茫雪原比起来，鲜红不仅仅是衣衫，更是那份执着与信念。
“那，您现在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我的过去是一连串的写作事件构成的，我大体对过去的短篇创作感到满意，但中长篇总体上并不满意，有些篇目甚至有重写的念头。我现在的文学理想说起来不算是什么理想，就是在我还能清醒的认知和思考的时候写出我最好的长篇，精选出我的短篇卷，三卷本事比较理想的，还有一个理想就是没有人再说我是一个偶像派的作家，我其实很后悔当年同意把翻拍成电影。”
苏澈点了点头，不知不觉间他与李老已经在咖啡厅里坐了两个多小时，但看了
看本子，他期待的采访内容才完成不到一半，不过很多问题似乎已经不需要反复的重复的去问了，于是他决定精简一下。
“美国新潮流派作家本安迪在2091年写了《枯井》，宣布作为一种形式已经彻底枯竭，人们期待的故事只需要通过ai就可以自动生成，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作家去‘创作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以自己的奴隶作出回应，证实着这个时代存留的依据。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你有类似对写作意义质疑的困惑吗？”
“其实在更早之前，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巴思就在1963年谢了《枯竭的文学》这本书，并且也同样宣布经没什么可写的了，但你看，到了2091年，同样的论调，换了一个皮囊又冒了出来，这真的太讽刺了，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巴思也好，还是本安迪也罢，他们的这种言论都有点类似于信口开河，我们大家其实都有这种体验的，就是你在某个时刻思路特别的开阔，特别敏捷，头脑就像一口池塘，可以冒出好多泡泡来，泡泡很多，所以放到一起时就显得言之凿凿的，但这种言论不用说经不住时间考验，据我所知，连本安迪自己在写完《枯井》后还文思泉涌的发表了好几个短篇，怎么就枯竭了呢？难道他真的认为人们都喜欢把喜好输入进ai系统，然后自动生成自己喜欢的故事吗？这种自欺欺人真的就是大家所喜欢的文学类型吗？我觉得不尽然，就好像我平时很喜欢读的一篇连载，剧中有很多我讨厌的人物，可正是这种真实令这部作品看上去更加的丰盈，所以我始终认为，只有枯竭的作家，没有枯竭的文学。文学作为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补充，它是与人类同在的，这个特殊的供求关系可能在某个时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萧条，比如现在，很多人认为‘算法’可以取代人，但这并不意味人的创造就会灭亡。我作为一个作家从来没有怀疑过写作的价值，我不能确定读者是否一定需要我写，但我可以确定我需要写，对于我，写作的意义已经演变成生活的意义了。”
苏澈点了点头，听到这样的话让他信号澎湃，信心大增，虽然在这之前他也没有怀疑过文学创造已经枯竭，但从前辈这里获取认可，更能让苏澈安心一些。
“我记得您有一个说法，说，站在世界的两侧，您的血脉在故乡这一侧，身体却在异乡这一侧，不过我看到您的故乡都是往昔的记忆中的故乡，现居的异乡也都是过去的异乡，您是有意保持跟当下的社会、当下的生活的距离吗？”
“那种说法是我在很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在序言部分立的，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写照，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过去的作品中时间指向大多指向过去，完全是照应我的叙述方式，怎样写着舒服就怎样拨弄中的时间钟。当下的意义在过去中也存在，反过来也一样，或许某一天我会开始写未来的故事，科幻的故事，但我关注的东西通常从人性这个角度出发的，也就意味着无论时间点摆在哪里，从哪里出发，途径什么地方，能够开多远走多远，都不会影响我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是有意设置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这距离有多远，应该由作品本身来决定，并交由读者自己去感悟。”
“呵呵，好的，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在您的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比如《蓝海鸥》、《雪上的烽火》、《星探》等，您几乎被人看作是当代作家中最习惯于写女性角色的高手。对于女性的青睐，您明显的要高于男性，这与您的南方气质、您本质上的诗人性情有关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我不敢说对于女性的写作高手不高手的，只是惯用这块东西，就像画家总有自己最青睐的色调一样，我在自己的创作中更多的加入女性角色纯粹的是个人的习惯和喜好，我不希望这话引起什么误解，但我确实觉得女性身上更富有的气息，而男性总给人一种刻板生硬的感觉，这让我很难发挥。在你之前，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女人，甚至出现作品中整体的偏向阴盛阳衰，有时候我会认真的去解释我中写女性的只是一小部分，她们只是一个个人物，是故事的载体，并不是我有意为之，有时候我又想反问，世界上有那么多女人，她们全是，为什么不走捷径呢？”
苏澈愣住了，他用了好一会才明白李老的意思，原来他曾经的一些见解是刻板且偏大男子主义的。
实际上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娘化”并不能代表什么。
主角是男是女，大多数时候形成一种“不适”并不是作品本身带来的，而是自身刻板的印象出现的抵触。
如果跳出这种刻板的认知，再来看故事，就会觉得，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
“您注意过年轻人的写作吗？比如2090年代的男性协作群，以及90年代的女性作家群。他们在算法日渐成为主流的时代是呼啸而起的，创作了很多令人惊叹的作品，但他们保持着文学的敏感、率真和尖锐，保持着文学最原生的激情和创造力，很多大作家，在功成名就修成正果之后，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写作冲动和革新的勇气，您对此又怎样的看法呢？”
“为什么失去原始的创作冲动，为什么失去革新的勇气，这是对大多数作家而言都会考虑的问题。我不认为年轻、激情之类的东西就一定是创作的优势，功成名就以后就保守了就成为规律了，不管是你说的这个2090年代后的作家群体亦或者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者，包括更早以前的前辈，从来没有面临一个群体困境，有的只是个人的困境。这困境具体来说就是你完成了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之后，怎么写第二部。别人对你的第一部作品没要求，你是野孩子，野孩子还光着身子，一般都是生机勃勃的跑出来，让人们鉴赏它的野性之美，大家也都会对这个孩子比较宽容，但是鉴赏过后你总得穿上衣服呀，穿了衣服之后你就已经改变了，你得教他规矩，然他变得得体，你还要创造更多的衣服给他穿，这时候困难就来了，一方面鉴赏者还要求你要原始，另一方面你发现脱不了衣服，也不想脱了，脱了也回不到过去了，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作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鉴赏者本身的问题。”李爱年老人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本日记道：“其实归结为一个词就是众口难调，所以我现在的创作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展示给大家的，一种就是保留给我自己的，像这本日记就是我的自留田。”
苏澈接过日记本，打开扉页就看到了一张照片，那也是个“时代的罪人”，他是2062年灾区疫情总指挥，叫田文冕，是个看上去很文弱的“书生”，可就是这个书生下达了最严酷的封锁令，彻底阻断的感染者的传播途径，当然……疫情结束后，他站在了被告席，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有关这个人的官方描述一直都很模糊，民间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杀伐果断的大将，如果不是他，肯定会有更多人牺牲！
但也有人说他是恶魔，如果他当时能够再宽限一点，可以救出更多的无辜者。
总之，有关田文冕这个人的评价一直都没有一个相对中肯且令人满意的结果。
作家们也都很默契的避开了这个人物，尤其是在这个“算法”时代，费尽心思去写一个“罪人”，显然是不够“算法”的。
然而李爱年老人的日记本里却藏着一个以田文冕的原型为主角的短篇。
故事很短，只有四千多字，讲述的是未来的某一天，无知的矿工打开了地狱的大门，惊慌失措的矿工们在逃离时被矿主引爆了隧道埋在了地下，其中一个矿工的儿子为救父亲找来救援队，但在救援过程中更多人被感染，这时候作为救援队长的主角果断下令再次封锁矿区，并导致整个救援队和受困矿工全都遇难的故事。
结尾处，地狱的大门被再次封锁，可是主角和矿工的儿子，已经矿工和自己儿子的通话录音全都被公开化，也使得原本应该成为英雄的主角成了“罪人”，他的果断被评价为“不人道”，他的处理办法被评价为“不够完美”，总之，没人记得正是因为主角的果断才保住了附近小镇上数十万的居民，才没有使得灾难进一步扩大。
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主角下令道：“把他抓回来！任何人不允许离开现场！”
“你疯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矿工的儿子。
“这是命令！”
“可我们是人，我父亲没有感染，他还活着！”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争论，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记得自己是个军人的话，就得服从命令！”
“命令？那你又是从什么忘了我们也是人的？！”
……
“那么……您认为，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采访继续，苏澈把日记本抵还给李老，他没有对这部短篇做任何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条’，比如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什么事作家身上最珍贵的素质。令人苦恼的是我们大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教条中，很少作这样的反向思维，比如对革新的态度，更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大无畏的革新是否只是一次鲁莽的资源浪费？有些传统是否必须有人去维护发展？甚至有些后退是不是反而具有先进的意义？所以不管对什么背景的作家来说，真正自由的写作是能够摆脱一切‘教条’的写作，是一种坚强的自信
的写作。”
听完这段话，苏澈突然有一种思想被解放的感觉，一直以来他认为思想在体制的框架内探索是坦荡的正道，可现在他忽然觉得那可能是一件比较悲哀的事情，任何时期都应当需要更大更广阔的思想空间，虽然通常在管理者眼中，思想对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常人绝不会无意识的去做某些事，那么思想就必须受到正确的引导。
这当然是没问题的，苏澈也不会因为听完李爱年的这番话就认定这种正确的引导是有问题的，但思想的引导和作家自身跨越教条去思考，二者之间理应是不矛盾的。
唯一的矛盾点在于是否去分享。
方才李老提到“那些大无畏的革新是否只是一次鲁莽的资源浪费？”
这样一句话在现实中可能成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就像许多年前“火石计划”正是开启，第一中轴正式建成的时候，很多人都曾提出过类似的“反对”声音。
在资源日渐匮乏的今天，通过冷漠的算法推进人类进步已经让很多人感到不适，那么建成这样一座对公众既不开放也从不公开其内部运行原理及运行目的的庞大采样基地，它是否是一次“资源浪费”呢？
苏澈不得而知，因为他甚至没有可以一起探讨的人，更连探讨这个问题的方向和门路都没有找到。
不过苏澈心里隐约感受到了这个时代所真正缺少的东西。
这些珍贵的、宝贵的觉悟或许并不像他最初期待的那样要拿出来进行全面的分享和唤醒，或许真正需要醒来的，是他自己。
“国内的作家环境我不太清楚现在的风向，但前几年国外还有不少文学青年在呼喊要超越李老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说了。昔日的偶像派作家现在洗尽铅华，回到最初的安静状态了吗？”
“我觉得，最应该超越的是我自己。坦率地说我是一个生活在误解中的作家，连我自己也误解我自己。我很感冒你说的这个偶像派这次，总让我一种虚拟的光怪陆离的舞台感，灯光感，其实这些东西从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却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如演员，很难真切看清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很冤。我对外界的期待多少年如一日，只要有那么些喜欢读我的就够了，别的东西不是我要的。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我是过室内生活的人，一直很安静，过去就安静，现在更安静。”李老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接受采访，唯独到了这里他的语气和表情都严肃了一些。
苏澈隐约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或许所有人一开始就误解了李老，误解了他当年那样发声的真实目的……他不是为了名声大噪，只是呐喊了一声，却被所有人“鄙夷”。
“我看了您最近发表的新作《雪上的烽火》，您说这是一部跟过去决裂的书，您对自己的过去不再满意了是吗？”
“《雪上的烽火》是我用了十一年才完成的长篇，而且一直都没有发表，一直等到它完成时才拜托我在俄罗斯的朋友发表出来。我确实有借这部推陈出新的创作动机，但动机是动机，动机不能说明写作质量，决裂也不一定那么悲壮那么值得赞扬。我只是给自己一些写作的动力，尽量地从自己身边绕过去，至于好坏，还要你看了再说。”李老把评价的权利交还给了苏澈。
说实在的，《雪上的烽火》真的是苏澈这几年来读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长篇。
故事的原型其实就是类似阿旺德措老人这样的在大雪暴中依然坚守的英雄人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开篇的那句话。
“雪上的烽火在狂风中摇曳，火焰紧贴在一起，被风压的像一面破碎的旗帜，它是如此的令人渴望，又如此的令人胆战心惊，似乎下一秒它就会被熄灭，可它不会，它没有，只要风一停，它就会再一次熊熊燃烧！”
这段话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颇为感叹，苏澈甚至只要一闭上眼就能隐约看到年轻时的阿旺德措带领丰碑小队在冰雪中前行的背影，与茫茫雪原比起来，鲜红不仅仅是衣衫，更是那份执着与信念。
“那，您现在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我的过去是一连串的写作事件构成的，我大体对过去的短篇创作感到满意，但中长篇总体上并不满意，有些篇目甚至有重写的念头。我现在的文学理想说起来不算是什么理想，就是在我还能清醒的认知和思考的时候写出我最好的长篇，精选出我的短篇卷，三卷本事比较理想的，还有一个理想就是没有人再说我是一个偶像派的作家，我其实很后悔当年同意把翻拍成电影。”
苏澈点了点头，不知不觉间他与李老已经在咖啡厅里坐了两个多小时，但看了
看本子，他期待的采访内容才完成不到一半，不过很多问题似乎已经不需要反复的重复的去问了，于是他决定精简一下。
“美国新潮流派作家本安迪在2091年写了《枯井》，宣布作为一种形式已经彻底枯竭，人们期待的故事只需要通过ai就可以自动生成，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作家去‘创作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以自己的奴隶作出回应，证实着这个时代存留的依据。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你有类似对写作意义质疑的困惑吗？”
“其实在更早之前，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巴思就在1963年谢了《枯竭的文学》这本书，并且也同样宣布经没什么可写的了，但你看，到了2091年，同样的论调，换了一个皮囊又冒了出来，这真的太讽刺了，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巴思也好，还是本安迪也罢，他们的这种言论都有点类似于信口开河，我们大家其实都有这种体验的，就是你在某个时刻思路特别的开阔，特别敏捷，头脑就像一口池塘，可以冒出好多泡泡来，泡泡很多，所以放到一起时就显得言之凿凿的，但这种言论不用说经不住时间考验，据我所知，连本安迪自己在写完《枯井》后还文思泉涌的发表了好几个短篇，怎么就枯竭了呢？难道他真的认为人们都喜欢把喜好输入进ai系统，然后自动生成自己喜欢的故事吗？这种自欺欺人真的就是大家所喜欢的文学类型吗？我觉得不尽然，就好像我平时很喜欢读的一篇连载，剧中有很多我讨厌的人物，可正是这种真实令这部作品看上去更加的丰盈，所以我始终认为，只有枯竭的作家，没有枯竭的文学。文学作为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补充，它是与人类同在的，这个特殊的供求关系可能在某个时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萧条，比如现在，很多人认为‘算法’可以取代人，但这并不意味人的创造就会灭亡。我作为一个作家从来没有怀疑过写作的价值，我不能确定读者是否一定需要我写，但我可以确定我需要写，对于我，写作的意义已经演变成生活的意义了。”
苏澈点了点头，听到这样的话让他信号澎湃，信心大增，虽然在这之前他也没有怀疑过文学创造已经枯竭，但从前辈这里获取认可，更能让苏澈安心一些。
“我记得您有一个说法，说，站在世界的两侧，您的血脉在故乡这一侧，身体却在异乡这一侧，不过我看到您的故乡都是往昔的记忆中的故乡，现居的异乡也都是过去的异乡，您是有意保持跟当下的社会、当下的生活的距离吗？”
“那种说法是我在很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在序言部分立的，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写照，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过去的作品中时间指向大多指向过去，完全是照应我的叙述方式，怎样写着舒服就怎样拨弄中的时间钟。当下的意义在过去中也存在，反过来也一样，或许某一天我会开始写未来的故事，科幻的故事，但我关注的东西通常从人性这个角度出发的，也就意味着无论时间点摆在哪里，从哪里出发，途径什么地方，能够开多远走多远，都不会影响我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是有意设置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这距离有多远，应该由作品本身来决定，并交由读者自己去感悟。”
“呵呵，好的，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在您的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比如《蓝海鸥》、《雪上的烽火》、《星探》等，您几乎被人看作是当代作家中最习惯于写女性角色的高手。对于女性的青睐，您明显的要高于男性，这与您的南方气质、您本质上的诗人性情有关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我不敢说对于女性的写作高手不高手的，只是惯用这块东西，就像画家总有自己最青睐的色调一样，我在自己的创作中更多的加入女性角色纯粹的是个人的习惯和喜好，我不希望这话引起什么误解，但我确实觉得女性身上更富有的气息，而男性总给人一种刻板生硬的感觉，这让我很难发挥。在你之前，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女人，甚至出现作品中整体的偏向阴盛阳衰，有时候我会认真的去解释我中写女性的只是一小部分，她们只是一个个人物，是故事的载体，并不是我有意为之，有时候我又想反问，世界上有那么多女人，她们全是，为什么不走捷径呢？”
苏澈愣住了，他用了好一会才明白李老的意思，原来他曾经的一些见解是刻板且偏大男子主义的。
实际上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娘化”并不能代表什么。
主角是男是女，大多数时候形成一种“不适”并不是作品本身带来的，而是自身刻板的印象出现的抵触。
如果跳出这种刻板的认知，再来看故事，就会觉得，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