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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前座的驾驶员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只剩他自己一人操控飞机,陌生的环境让他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找到正在进行灯火管制的基辅。
好在俄罗斯纬度较高,现在又是夏季,天黑得相当晚,他顺利地借助夕阳找到了第聂伯河,只要沿着第聂伯河飞,找到像基辅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不难,只是找到基辅之后在哪里降落还是个问题,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将近七点的时候,他看到了沐浴在落日余晖下的基辅城,以及城市上空密布各处的防空气球。由于这架乌-2教练机右侧下单翼已经被德国人打掉,飞行性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不敢在气球四周兜圈子,只能在郊区瞎转,四处寻找能降落的地方。
幸运的事,在天黑之前,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机场,机场的跑道甚至铺了水泥,好家伙,还是永备机场呢!
由于油料似乎已经见底,再加上驾驶员伤情极不乐观,以及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也疼得要命,罗贝尔也不再犹豫,直接减油门降高度准备降落。
即使少了片机翼,乌-2的操控性也没有下降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所以罗贝尔还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降落的。但轮子刚刚擦地,罗贝尔就感受到了机体不正常的颤动,果然没过多久,飞机右侧起落架就断掉了。
失去了右侧起落架的飞机立刻右倾,在右侧下机翼断口起刹车作用的情况下,破烂不堪的飞机一路右转,直接冲过了两条跑道之间的草坪到另一条跑道上,顺便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条白色的划痕。飞机一直滑到另一架准备起飞的运输机前才堪堪停下,好悬才没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一通颠簸并非毫无代价,机舱里的罗贝尔在一路颠簸中崩了安全带,被前座座椅撞得满脸是血,前座本就重伤的驾驶员所蒙受的痛苦就更不必说了。飞机停下之后,机场上荷枪实弹的警卫立刻包围了上来,在确定这架飞机属于红空军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医生和抬着担架的护士。
十分钟后,一个红军军官迈步走上运输机的舷梯,向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汇报道:“委员同志,我们延迟起飞的原因已经弄清楚了。两个负伤的飞行员驾驶一架损坏严重的教练机迫降在我们的跑道上,场务说最多耽误二十分钟。(俄语)”
坐在座位上的秃顶男子没放下手中的文件,只是以洪亮而急促的声音询问:“那两个飞行员怎么样?(俄语)”
“前座驾驶员情况很不妙,后座驾驶员还好,就是他的身份有些特殊,是自由法国的飞行员。(俄语)”
“前几天失踪的那个?(俄语)”秃顶男子问道。
“对。(俄语)”
“那干脆用咱们这趟飞机捎他去莫斯科吧,你去跟机场说一下。(俄语)”
那位干练的红军军官敬了个礼,随后便走下舷梯,不过过一会他便独自回来了,并向秃顶男子汇报:“那位法国飞行员失血有点多,刚刚才止住血,我们这次飞行要走高空,低压容易使伤口再次出血,所以医生建议我们不要带他了。(俄语)”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秃顶男子思考了一下,又嘱咐道,“你去托人给布尔米斯坚科同志(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打个电话,提醒他多少照顾一下这个法国人,毕竟涉及与西方盟军的外交。(俄语)”
于是他的助手再次跑下舷梯,去找场务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了。等他返回飞机没过多久,这架被罗贝尔的迫降耽误起飞的运输机便滑行上了轨道,而后缓慢起飞,最终消失在了基辅的上空。
而被那位不知名的干部下令“多少照顾一下”的罗贝尔也确实得到了妥善的看护,更令罗贝尔欣慰的是,他终于能够与人正常交流了,虽然为他处理伤口的军医不会说法语,但英语说得却相当不错,甚至比从小就学英语的罗贝尔口音还要纯正。
在处理完额头的伤口后,罗贝尔终于向军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为我本来就是美国人,打娘胎里就学英语。”军医没好气地解答了罗贝尔的疑惑,“我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移民。(英语)”
罗贝尔趴在手术台上,垂着摔得一团浆糊的脑袋瓮声瓮气地继续问道:“但是,医生怎么会失业呢?(英语)”
“银行的经理都能去要饭,我一个外科医生怎么就不能失业?”军医和罗贝尔聊着分散以他的注意,同时一刻不停地在罗贝尔的大腿上穿针引线,“你们法国没经历过大萧条吗?(英语)”
“经历过,但我们在世界大战死的人太多了,重建北部工业区产生的需求也非常庞大,所以没有美国那么可怕的失业率……(英语)”
“原来如此。(英语)”
罗贝尔感觉腿上的肌肉被拉得更紧,然后就背后就传来了剪线头的声音,他有些好奇地问:“缝了几针?(英语)”
“不多,就五针,就是伤口特别深,让你失血不少,不过痊愈后不会影响你的行动。后背上的那个口子最大,缝了八针,但是浅,趴个几天就没事了。问题最大的在屁股上。(英语)”
“是那个伤口感染了吗?(英语)”
美裔医生微微摇头:“你快得痔疮了。(英语)”
“额……”
“以后不许在马桶上看报纸看书了,否则你就会知道,割痔疮比你今天经历的所有治疗都要痛苦百倍。(英语)”
面对医生的警告,罗贝尔有些尴尬,只能讪讪地答应下来,然后艰难地从手术台上撑起身体,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离开手术室。在出门之前,他又问道:“和我一块的飞行员还好吗?(英语)”
“他还没进手术室就牺牲了。(英语)”美裔军医清洁手术器材的手丝毫不停,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面对驻足不语的罗贝尔,搀扶他的士兵忍不住催促了一声:“快走吧,‘弗兰茨’(俄语的法兰西)少尉。(俄语)”
罗贝尔就这样安顿下来,“安心”在基辅第16野战医院疗伤。尽管他伤的并不重,但医院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把他留在基辅,一直养到痊愈,只是给莫斯科的红空军司令部去了电话,告诉罗贝尔已经找到了,并无大碍。
罗贝尔并不情愿在医院里像个废物一样吃着病号餐空耗时间,他更希望回到莫斯科,和战友们一块找个歼击机团观摩学习。但不知道自己被哪个大人物关照过,医院就是不肯放行,他就只好在基辅找些活干。
在伤口发炎肿大的那几天,罗贝尔就趴在病床上写关于驾驶雅克-1的经验总结,等伤口好些之后,他便开始给护士打下手帮忙,顺便练习俄语。
反正回莫斯科也得学俄语,既来之则安之,毕竟基辅这么大一座城市,不会很快就被德军攻克的。
莫斯科的战友们知道了罗贝尔生还的消息后如释重负,立刻给卡登花园拍了一封电报,然后就挨了卡等花园转发身处开罗的戴高乐的劈头盖脸一顿怒斥,戴高乐还亲自在电报中加上让他们“长点心”、“真正体谅军人家属的心情”、“绝对不能再玩这种‘死而复生’的把戏”等等很严厉的用词。
这番训斥对阿尔贝特而言其实有些过于严厉了,他虽然向卡登花园发了封罗贝尔失踪的电报,但也在电报中特别说明了罗贝尔其实很有可能还活着,只是暂时联系不上而已,而且他们和红空军也在尽力找,无论是在电报中还是在现实中,他们都没有直接判罗贝尔的“死刑”。
但是自由法国遣苏志愿航空兵团团长被击落失踪这么大的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向卡登花园汇报一下。如果卡登花园办公的那些家伙好好阅读电报的话,怎么想也应该暂时瞒一下罗贝尔的父亲,等待尘埃落定再通知他啊。
所以阿尔贝特挨的这通训斥实在有些冤枉。
不过阿尔贝特没有辩解的欲望,老老实实地给戴高乐将军回电致歉,毕竟放弃罗贝尔是他的命令,无论如何,他这次算是不折不扣地抛弃了罗贝尔。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8月15日,开罗转发了一封来自北美的电报:
“亲爱的遣苏飞行员战友们:
作为一名法国军人的父亲,我当然热切地希望你们在前线能照顾援护我的儿子,但作为一名军官,我更清楚战争的法则和代价。阿尔贝特少尉做出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罗贝尔的生命并不重于成百上千苏联青年的生命,请不要任何心理负担,我比戴高乐将军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愿你们身体健康。”
落款是让·德内尔·戴泽南。
阿尔贝特拿到电报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他最后决定将这封电报展示给了其他两个飞行员,以及这几天忙疯了帮忙协调找罗贝尔的卢申科上尉。
“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亚历山大·斯蒂宾感慨道,“为这样的将军拼命叫我心甘情愿。”
拉帕齐尼也表示赞同,而卢申科在表达了对戴泽南将军珍视苏联青年生命的感谢之后,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罗贝尔少尉为什么和他父亲不同姓啊?”
阿尔贝特便为卢申科简单介绍了罗贝尔的家庭情况,他和他父亲的家世为人令卢申科大为赞叹,甚至于对他的这位邮递员出身的父亲大感兴趣:“我没想到一个邮递员也能成为法国将军。”
这话到让拉帕齐尼有些不满了:“别啊,我们好歹也有大革命传统呢!公社不也是源自我们法国?”
卢申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好向法国人们道歉,等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卢申科忍不住嘀咕了:“让·德内尔·戴泽南,让·德内尔·戴泽南……嗯……有点耳熟。(俄语)”
罗贝尔前座的驾驶员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只剩他自己一人操控飞机,陌生的环境让他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找到正在进行灯火管制的基辅。
好在俄罗斯纬度较高,现在又是夏季,天黑得相当晚,他顺利地借助夕阳找到了第聂伯河,只要沿着第聂伯河飞,找到像基辅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不难,只是找到基辅之后在哪里降落还是个问题,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将近七点的时候,他看到了沐浴在落日余晖下的基辅城,以及城市上空密布各处的防空气球。由于这架乌-2教练机右侧下单翼已经被德国人打掉,飞行性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不敢在气球四周兜圈子,只能在郊区瞎转,四处寻找能降落的地方。
幸运的事,在天黑之前,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机场,机场的跑道甚至铺了水泥,好家伙,还是永备机场呢!
由于油料似乎已经见底,再加上驾驶员伤情极不乐观,以及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也疼得要命,罗贝尔也不再犹豫,直接减油门降高度准备降落。
即使少了片机翼,乌-2的操控性也没有下降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所以罗贝尔还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降落的。但轮子刚刚擦地,罗贝尔就感受到了机体不正常的颤动,果然没过多久,飞机右侧起落架就断掉了。
失去了右侧起落架的飞机立刻右倾,在右侧下机翼断口起刹车作用的情况下,破烂不堪的飞机一路右转,直接冲过了两条跑道之间的草坪到另一条跑道上,顺便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条白色的划痕。飞机一直滑到另一架准备起飞的运输机前才堪堪停下,好悬才没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一通颠簸并非毫无代价,机舱里的罗贝尔在一路颠簸中崩了安全带,被前座座椅撞得满脸是血,前座本就重伤的驾驶员所蒙受的痛苦就更不必说了。飞机停下之后,机场上荷枪实弹的警卫立刻包围了上来,在确定这架飞机属于红空军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医生和抬着担架的护士。
十分钟后,一个红军军官迈步走上运输机的舷梯,向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汇报道:“委员同志,我们延迟起飞的原因已经弄清楚了。两个负伤的飞行员驾驶一架损坏严重的教练机迫降在我们的跑道上,场务说最多耽误二十分钟。(俄语)”
坐在座位上的秃顶男子没放下手中的文件,只是以洪亮而急促的声音询问:“那两个飞行员怎么样?(俄语)”
“前座驾驶员情况很不妙,后座驾驶员还好,就是他的身份有些特殊,是自由法国的飞行员。(俄语)”
“前几天失踪的那个?(俄语)”秃顶男子问道。
“对。(俄语)”
“那干脆用咱们这趟飞机捎他去莫斯科吧,你去跟机场说一下。(俄语)”
那位干练的红军军官敬了个礼,随后便走下舷梯,不过过一会他便独自回来了,并向秃顶男子汇报:“那位法国飞行员失血有点多,刚刚才止住血,我们这次飞行要走高空,低压容易使伤口再次出血,所以医生建议我们不要带他了。(俄语)”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秃顶男子思考了一下,又嘱咐道,“你去托人给布尔米斯坚科同志(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打个电话,提醒他多少照顾一下这个法国人,毕竟涉及与西方盟军的外交。(俄语)”
于是他的助手再次跑下舷梯,去找场务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了。等他返回飞机没过多久,这架被罗贝尔的迫降耽误起飞的运输机便滑行上了轨道,而后缓慢起飞,最终消失在了基辅的上空。
而被那位不知名的干部下令“多少照顾一下”的罗贝尔也确实得到了妥善的看护,更令罗贝尔欣慰的是,他终于能够与人正常交流了,虽然为他处理伤口的军医不会说法语,但英语说得却相当不错,甚至比从小就学英语的罗贝尔口音还要纯正。
在处理完额头的伤口后,罗贝尔终于向军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为我本来就是美国人,打娘胎里就学英语。”军医没好气地解答了罗贝尔的疑惑,“我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移民。(英语)”
罗贝尔趴在手术台上,垂着摔得一团浆糊的脑袋瓮声瓮气地继续问道:“但是,医生怎么会失业呢?(英语)”
“银行的经理都能去要饭,我一个外科医生怎么就不能失业?”军医和罗贝尔聊着分散以他的注意,同时一刻不停地在罗贝尔的大腿上穿针引线,“你们法国没经历过大萧条吗?(英语)”
“经历过,但我们在世界大战死的人太多了,重建北部工业区产生的需求也非常庞大,所以没有美国那么可怕的失业率……(英语)”
“原来如此。(英语)”
罗贝尔感觉腿上的肌肉被拉得更紧,然后就背后就传来了剪线头的声音,他有些好奇地问:“缝了几针?(英语)”
“不多,就五针,就是伤口特别深,让你失血不少,不过痊愈后不会影响你的行动。后背上的那个口子最大,缝了八针,但是浅,趴个几天就没事了。问题最大的在屁股上。(英语)”
“是那个伤口感染了吗?(英语)”
美裔医生微微摇头:“你快得痔疮了。(英语)”
“额……”
“以后不许在马桶上看报纸看书了,否则你就会知道,割痔疮比你今天经历的所有治疗都要痛苦百倍。(英语)”
面对医生的警告,罗贝尔有些尴尬,只能讪讪地答应下来,然后艰难地从手术台上撑起身体,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离开手术室。在出门之前,他又问道:“和我一块的飞行员还好吗?(英语)”
“他还没进手术室就牺牲了。(英语)”美裔军医清洁手术器材的手丝毫不停,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面对驻足不语的罗贝尔,搀扶他的士兵忍不住催促了一声:“快走吧,‘弗兰茨’(俄语的法兰西)少尉。(俄语)”
罗贝尔就这样安顿下来,“安心”在基辅第16野战医院疗伤。尽管他伤的并不重,但医院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把他留在基辅,一直养到痊愈,只是给莫斯科的红空军司令部去了电话,告诉罗贝尔已经找到了,并无大碍。
罗贝尔并不情愿在医院里像个废物一样吃着病号餐空耗时间,他更希望回到莫斯科,和战友们一块找个歼击机团观摩学习。但不知道自己被哪个大人物关照过,医院就是不肯放行,他就只好在基辅找些活干。
在伤口发炎肿大的那几天,罗贝尔就趴在病床上写关于驾驶雅克-1的经验总结,等伤口好些之后,他便开始给护士打下手帮忙,顺便练习俄语。
反正回莫斯科也得学俄语,既来之则安之,毕竟基辅这么大一座城市,不会很快就被德军攻克的。
莫斯科的战友们知道了罗贝尔生还的消息后如释重负,立刻给卡登花园拍了一封电报,然后就挨了卡等花园转发身处开罗的戴高乐的劈头盖脸一顿怒斥,戴高乐还亲自在电报中加上让他们“长点心”、“真正体谅军人家属的心情”、“绝对不能再玩这种‘死而复生’的把戏”等等很严厉的用词。
这番训斥对阿尔贝特而言其实有些过于严厉了,他虽然向卡登花园发了封罗贝尔失踪的电报,但也在电报中特别说明了罗贝尔其实很有可能还活着,只是暂时联系不上而已,而且他们和红空军也在尽力找,无论是在电报中还是在现实中,他们都没有直接判罗贝尔的“死刑”。
但是自由法国遣苏志愿航空兵团团长被击落失踪这么大的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向卡登花园汇报一下。如果卡登花园办公的那些家伙好好阅读电报的话,怎么想也应该暂时瞒一下罗贝尔的父亲,等待尘埃落定再通知他啊。
所以阿尔贝特挨的这通训斥实在有些冤枉。
不过阿尔贝特没有辩解的欲望,老老实实地给戴高乐将军回电致歉,毕竟放弃罗贝尔是他的命令,无论如何,他这次算是不折不扣地抛弃了罗贝尔。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8月15日,开罗转发了一封来自北美的电报:
“亲爱的遣苏飞行员战友们:
作为一名法国军人的父亲,我当然热切地希望你们在前线能照顾援护我的儿子,但作为一名军官,我更清楚战争的法则和代价。阿尔贝特少尉做出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罗贝尔的生命并不重于成百上千苏联青年的生命,请不要任何心理负担,我比戴高乐将军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愿你们身体健康。”
落款是让·德内尔·戴泽南。
阿尔贝特拿到电报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他最后决定将这封电报展示给了其他两个飞行员,以及这几天忙疯了帮忙协调找罗贝尔的卢申科上尉。
“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亚历山大·斯蒂宾感慨道,“为这样的将军拼命叫我心甘情愿。”
拉帕齐尼也表示赞同,而卢申科在表达了对戴泽南将军珍视苏联青年生命的感谢之后,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罗贝尔少尉为什么和他父亲不同姓啊?”
阿尔贝特便为卢申科简单介绍了罗贝尔的家庭情况,他和他父亲的家世为人令卢申科大为赞叹,甚至于对他的这位邮递员出身的父亲大感兴趣:“我没想到一个邮递员也能成为法国将军。”
这话到让拉帕齐尼有些不满了:“别啊,我们好歹也有大革命传统呢!公社不也是源自我们法国?”
卢申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好向法国人们道歉,等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卢申科忍不住嘀咕了:“让·德内尔·戴泽南,让·德内尔·戴泽南……嗯……有点耳熟。(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