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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花姐抵达天津较晚，被编入了大中学补习班。
“本来东北流亡学生十来万，但是大部分都走了。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家乡解放了，便跑回了老家，只剩下无处可去的，大约五、六千人，被编成四个临时中学和一个大中学补习班。
“我们大中学补习班，驻扎在天津教会女子中学。一来是寒假期间，二来正在打仗，学校里没人，两栋大楼都空着，我们住了一栋，另一栋住的是国民党兵，两栋大楼有院墙隔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大中学补习班是部队编制，男生三个小队，女生一个小队；男生住在教学楼的底楼，女生住在楼上；
“每层楼的两边是教室，当中是走廊，朝南的一面暖和，就把双层床安在朝南的教室，朝北的一面作为上课和吃饭的地方。
“只上过一次数学课，上课是个摆设，谁这个时候还有心思上课。
“整个大中学补习班编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是国民党派来的一个上尉军官，副队长是个中尉。把东北学生由北平迁往天津，本来是准备把这批学生运往台湾。一来是国民党运家属、运金银、运财产还运不完呢！二来是学生们暗中抵抗、斗争，一直也没成行。
“伙食由部队供给，比前有所改善，吃上了白面馒头，有时也吃高粱米饭，只是供应紧张，没有菜吃。
“但是馒头做得很大，像个小枕头，于是，学生们就把馒头拿到‘南市’，卖杂烩的摊子上，切成两半，一半拿来换杂烩汤。汤里边有大块鱼、大块肉，估计是到饭店里收来的，至于卫不卫生，也顾不得了。你知道，有好久没闻到肉味了。
“有一次因为唱歌的事儿，打起来了。
洛雁问：“谁和谁打起来了？”。
“流亡学生和中队长领的一帮人打起来了。
“夜里了，也没有电，一队学生手拎着火腿（听大课的椅子右边的扶手。）从楼上追到楼下，楼下追到楼上，吓得上尉队长晚上不敢归宿。”
“原因是什么？”洛雁问。
“是因为唱革命歌曲。晚上没电、也没灯，就只有唱歌了。
“一开始是唱流行歌曲：‘四季歌啦’、‘马路天使啦’，情郎、情妹的，也没事儿，后来就有人唱解放区的歌，我小，也听不懂，只听：
“你是灯塔，照耀着前进的道路；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
“我们也都跟着唱，越唱声音越大，楼上的女生，也跟着唱起来，成了男女声大合唱了。
“住在旁边楼里的国民党兵就有人骂道：‘这些小兔羔子，都是□□党崽子，再唱，老子拿枪毙了你们！’
“骂归骂，谁敢开枪？战争时期，谁敢乱开枪，可真要抓去枪毙了。
“但是我们中队长害怕了，事情出在他的中队里，这要是叫上边知道了，学生们在唱反歌，还不要他的命。于是就把中队里的三青团学生，密密召集起来，命令他们明察暗访，一定要把是谁唱的，是谁传的，调查清楚。
“学生中谁是‘三青团’，谁是‘地下党’，旁观的人都无从察觉，其实双方都心知肚明。三青团的学生不过是应付中队长，是谁唱的，是谁传的还用查吗？知道国民党军队，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谁还会为此伤及同类呢？
“进步学生奋起反击，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中队长。别看双方打得热闹，可是互相都没有伤及。内战打到天亮，解放军也开始攻城了。
“炮弹呼啸着，直落在‘教会女中’操场上，吓得国民党兵急忙开拔了。
“我们也把教室里的双层铁床，拖到中间走廊上；教室里是不敢住人了，走廊要好些。万一外边射进炮弹、子弹，教室的墙会先挡一下，到达走廊力量也就不大了。至于是否保险，只有天知道了。
“枪炮声响了一天，到了晚上，减弱了许多。我睡在铁床底下，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敢爬出来找饭吃。
“我们是把双层床的草垫子，一个放在顶床上，另一个放在底床下边，人爬进床底下睡，万一楼塌了，还有两层铁床抵挡一下，落到身上的重量也就减轻了。是不是管用，也只有看命了。
“夜晚，天黑了，可能有七点多了吧，我瞅着炮声稀落的空隙，抱着搪瓷缸子跑出门去，当我穿过院墙的圆门时，只听“嗖”地一声，炮弹带着呼啸声从我头上飞过。
我几乎同时应声倒地，炮弹带下来的墙土，撒了我一身，大约在我前面五十米远，落在一个大炸弹坑里，没炸！
解放军的炮弹，都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不响的炮弹可能占十之二、三吧。有三十多枚炮弹落在操场上一个大坑里，有四枚炮弹像萝卜似地插在坑里站着，没炸。
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怎么都往一个坑里落呢。我们都在猜想，肯定暗中有人在指挥，否则为什么一个校园里落了这么多炮弹，除了一个楼角被掀掉一块之外，人和楼都安然无恙呢？
“至于是谁，在哪里指挥，用什么方法指挥，当然是不得而知了。
“炮弹过去以后，我爬起来就往厨房跑，跑到厨房一看，炊事班的几个炊事兵，都躲在案板下、桌子下，不敢动弹。
“只有老班长一个人靠在灶台旁边抽旱烟，操着一口山东话说：‘炮弹过去了，没事啦，出来吧！’
“我在想，这些老兵都成油子啦，听炮弹声音，就知道炮弹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了。
“案板上放着两大盆高粱米饭，还没有人动过呢。我拿起饭铲子正在盛饭，花姐从门外冲了进来。
“她惊讶地说：‘你也在这儿，我刚才看见一个人倒下，原来是你，没炸着吧？’
“我说：‘这不是还能盛饭呢嘛。’
“我和花姐盛完饭往外走时，她告诉我，她们楼上那个楼角被掀掉了，不敢再住了。
“我说她，傻瓜，楼顶上是不能住人的，别上去了，先在我这儿躲一躲吧。
“她说，不行，楼下净是男生。
“我说，都快死了，还管什么男生女生。再说你一身男生打扮，谁能认出来呀，又没有电，又没有灯。
“她便小心翼翼地跟在我后边，来到了我的床前。
“我说进去吧！
“她惊讶地说：床底下？
“我说，还能睡床上边，你看哪有人睡在床上边？
“她也只好爬了进去。
“我们俩趴在床底下把高粱米籽儿吃完，便昏昏地睡着了。
“清早晨五点不到，就听见有人喊：
“解放军进城了！解放军进城了！
“我们急忙从床底下爬出来，跑到学校大门口。
“只见解放军一个个提着枪、猫着腰、贴着墙根，急速地前进。
“有几个同学跟他们打招呼；解放军好！解放军好！
“猫腰前行的战士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毫无反应。他们在往自己的战斗目标前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丝毫不能走神、丝毫不能放松。
“不到中午，全城都插遍了红旗，解放军河东、河西两支队伍在金刚桥上会了师，宣布‘天津解放了！’
“我和花姐都收拾好了行李。到哪儿去呢？当然去找部队去。
“听说成立了‘南下工作团’，正在广招兵员。
“我们喊了一辆三轮车，拉上行李，往招兵处跑。
“到了招兵处一看，负责招兵的那个人我们认识，就是我们中队里的伙食团团长——赵黑哥。
“赵黑哥胡子刮了，也没那么黑了，穿了军衣、戴了军帽，军帽上还有一颗红五星，与原来的赵黑哥判若两人，我们都不敢认他了。原来教我们唱解放区歌曲，和国民党中队长打仗的人就是他。
“我跟他磨蹭了半天，他就是不同意收我，说我太小。
“你才十二岁，正是该念书的时候，还是回家念书吧；像你这么小在部队里也干不了什么不说，还要派人照顾你，给部队造成负担。拿下北平以后马上就参加渡江作战了，你能拿动枪吗？回去好好读书，读完书，照样可以参军，以后机会多得很哪！
“其实他在骗我，南下工作团根本就不参战，是做文艺宣传，战斗宣传的。主要是他不想要我，按规定年满十六岁才能参加，稍微差点也没啥，可我差得太多了。
“最后，花姐被收下了，我被拒绝了，花姐帮我说了多少好话，没用。
“赵黑留我吃了中饭，找了一个小战士送我回东北学生收容处。
“临别前，花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抱住我的头跟我说，花姐不会忘记你的，我知道你在大连的地址，我会写信给你的，我会寄照片给你的，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
“三天之后，解放军用铁路上运货的闷罐子车，把我们一站一站地，送出山海关，路过沈阳，到达瓦房店，再从瓦房店找了一辆拉货的汽车把我带到了大连。
“回家以后，我没看见我姐姐，我也没敢问。
“后来我后妈告诉我，从山东来了几个坏人，把你姐姐拐走了，到现在死活不知。
“又过了些日子，接到了我姐姐的来信，寄来一张穿军装、戴大盖帽的照片，原来她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是教导队的一名文化教员。
“那时候部队里，有高小文化的都算知识分子了，那些学员，不管是连长、营长、还是团长，见了我姐姐都要打立正，喊张老师好。
“我要是参加了南下工作团，该有多好，兴许还能看见我姐姐呢。何苦回家，遭这种窝囊罪哪！
“我后妈一看，走了他姐，来了他弟，这回，家里的活儿又有人干了。从此，她就又抄起藤条，开始训练我怎么做事、怎么做人。从此我头上的包就没断过，除了针线活儿不干，什么活儿都得干。
“我和花姐抵达天津较晚，被编入了大中学补习班。
“本来东北流亡学生十来万，但是大部分都走了。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家乡解放了，便跑回了老家，只剩下无处可去的，大约五、六千人，被编成四个临时中学和一个大中学补习班。
“我们大中学补习班，驻扎在天津教会女子中学。一来是寒假期间，二来正在打仗，学校里没人，两栋大楼都空着，我们住了一栋，另一栋住的是国民党兵，两栋大楼有院墙隔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大中学补习班是部队编制，男生三个小队，女生一个小队；男生住在教学楼的底楼，女生住在楼上；
“每层楼的两边是教室，当中是走廊，朝南的一面暖和，就把双层床安在朝南的教室，朝北的一面作为上课和吃饭的地方。
“只上过一次数学课，上课是个摆设，谁这个时候还有心思上课。
“整个大中学补习班编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是国民党派来的一个上尉军官，副队长是个中尉。把东北学生由北平迁往天津，本来是准备把这批学生运往台湾。一来是国民党运家属、运金银、运财产还运不完呢！二来是学生们暗中抵抗、斗争，一直也没成行。
“伙食由部队供给，比前有所改善，吃上了白面馒头，有时也吃高粱米饭，只是供应紧张，没有菜吃。
“但是馒头做得很大，像个小枕头，于是，学生们就把馒头拿到‘南市’，卖杂烩的摊子上，切成两半，一半拿来换杂烩汤。汤里边有大块鱼、大块肉，估计是到饭店里收来的，至于卫不卫生，也顾不得了。你知道，有好久没闻到肉味了。
“有一次因为唱歌的事儿，打起来了。
洛雁问：“谁和谁打起来了？”。
“流亡学生和中队长领的一帮人打起来了。
“夜里了，也没有电，一队学生手拎着火腿（听大课的椅子右边的扶手。）从楼上追到楼下，楼下追到楼上，吓得上尉队长晚上不敢归宿。”
“原因是什么？”洛雁问。
“是因为唱革命歌曲。晚上没电、也没灯，就只有唱歌了。
“一开始是唱流行歌曲：‘四季歌啦’、‘马路天使啦’，情郎、情妹的，也没事儿，后来就有人唱解放区的歌，我小，也听不懂，只听：
“你是灯塔，照耀着前进的道路；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
“我们也都跟着唱，越唱声音越大，楼上的女生，也跟着唱起来，成了男女声大合唱了。
“住在旁边楼里的国民党兵就有人骂道：‘这些小兔羔子，都是□□党崽子，再唱，老子拿枪毙了你们！’
“骂归骂，谁敢开枪？战争时期，谁敢乱开枪，可真要抓去枪毙了。
“但是我们中队长害怕了，事情出在他的中队里，这要是叫上边知道了，学生们在唱反歌，还不要他的命。于是就把中队里的三青团学生，密密召集起来，命令他们明察暗访，一定要把是谁唱的，是谁传的，调查清楚。
“学生中谁是‘三青团’，谁是‘地下党’，旁观的人都无从察觉，其实双方都心知肚明。三青团的学生不过是应付中队长，是谁唱的，是谁传的还用查吗？知道国民党军队，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谁还会为此伤及同类呢？
“进步学生奋起反击，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中队长。别看双方打得热闹，可是互相都没有伤及。内战打到天亮，解放军也开始攻城了。
“炮弹呼啸着，直落在‘教会女中’操场上，吓得国民党兵急忙开拔了。
“我们也把教室里的双层铁床，拖到中间走廊上；教室里是不敢住人了，走廊要好些。万一外边射进炮弹、子弹，教室的墙会先挡一下，到达走廊力量也就不大了。至于是否保险，只有天知道了。
“枪炮声响了一天，到了晚上，减弱了许多。我睡在铁床底下，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敢爬出来找饭吃。
“我们是把双层床的草垫子，一个放在顶床上，另一个放在底床下边，人爬进床底下睡，万一楼塌了，还有两层铁床抵挡一下，落到身上的重量也就减轻了。是不是管用，也只有看命了。
“夜晚，天黑了，可能有七点多了吧，我瞅着炮声稀落的空隙，抱着搪瓷缸子跑出门去，当我穿过院墙的圆门时，只听“嗖”地一声，炮弹带着呼啸声从我头上飞过。
我几乎同时应声倒地，炮弹带下来的墙土，撒了我一身，大约在我前面五十米远，落在一个大炸弹坑里，没炸！
解放军的炮弹，都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不响的炮弹可能占十之二、三吧。有三十多枚炮弹落在操场上一个大坑里，有四枚炮弹像萝卜似地插在坑里站着，没炸。
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怎么都往一个坑里落呢。我们都在猜想，肯定暗中有人在指挥，否则为什么一个校园里落了这么多炮弹，除了一个楼角被掀掉一块之外，人和楼都安然无恙呢？
“至于是谁，在哪里指挥，用什么方法指挥，当然是不得而知了。
“炮弹过去以后，我爬起来就往厨房跑，跑到厨房一看，炊事班的几个炊事兵，都躲在案板下、桌子下，不敢动弹。
“只有老班长一个人靠在灶台旁边抽旱烟，操着一口山东话说：‘炮弹过去了，没事啦，出来吧！’
“我在想，这些老兵都成油子啦，听炮弹声音，就知道炮弹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了。
“案板上放着两大盆高粱米饭，还没有人动过呢。我拿起饭铲子正在盛饭，花姐从门外冲了进来。
“她惊讶地说：‘你也在这儿，我刚才看见一个人倒下，原来是你，没炸着吧？’
“我说：‘这不是还能盛饭呢嘛。’
“我和花姐盛完饭往外走时，她告诉我，她们楼上那个楼角被掀掉了，不敢再住了。
“我说她，傻瓜，楼顶上是不能住人的，别上去了，先在我这儿躲一躲吧。
“她说，不行，楼下净是男生。
“我说，都快死了，还管什么男生女生。再说你一身男生打扮，谁能认出来呀，又没有电，又没有灯。
“她便小心翼翼地跟在我后边，来到了我的床前。
“我说进去吧！
“她惊讶地说：床底下？
“我说，还能睡床上边，你看哪有人睡在床上边？
“她也只好爬了进去。
“我们俩趴在床底下把高粱米籽儿吃完，便昏昏地睡着了。
“清早晨五点不到，就听见有人喊：
“解放军进城了！解放军进城了！
“我们急忙从床底下爬出来，跑到学校大门口。
“只见解放军一个个提着枪、猫着腰、贴着墙根，急速地前进。
“有几个同学跟他们打招呼；解放军好！解放军好！
“猫腰前行的战士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毫无反应。他们在往自己的战斗目标前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丝毫不能走神、丝毫不能放松。
“不到中午，全城都插遍了红旗，解放军河东、河西两支队伍在金刚桥上会了师，宣布‘天津解放了！’
“我和花姐都收拾好了行李。到哪儿去呢？当然去找部队去。
“听说成立了‘南下工作团’，正在广招兵员。
“我们喊了一辆三轮车，拉上行李，往招兵处跑。
“到了招兵处一看，负责招兵的那个人我们认识，就是我们中队里的伙食团团长——赵黑哥。
“赵黑哥胡子刮了，也没那么黑了，穿了军衣、戴了军帽，军帽上还有一颗红五星，与原来的赵黑哥判若两人，我们都不敢认他了。原来教我们唱解放区歌曲，和国民党中队长打仗的人就是他。
“我跟他磨蹭了半天，他就是不同意收我，说我太小。
“你才十二岁，正是该念书的时候，还是回家念书吧；像你这么小在部队里也干不了什么不说，还要派人照顾你，给部队造成负担。拿下北平以后马上就参加渡江作战了，你能拿动枪吗？回去好好读书，读完书，照样可以参军，以后机会多得很哪！
“其实他在骗我，南下工作团根本就不参战，是做文艺宣传，战斗宣传的。主要是他不想要我，按规定年满十六岁才能参加，稍微差点也没啥，可我差得太多了。
“最后，花姐被收下了，我被拒绝了，花姐帮我说了多少好话，没用。
“赵黑留我吃了中饭，找了一个小战士送我回东北学生收容处。
“临别前，花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抱住我的头跟我说，花姐不会忘记你的，我知道你在大连的地址，我会写信给你的，我会寄照片给你的，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
“三天之后，解放军用铁路上运货的闷罐子车，把我们一站一站地，送出山海关，路过沈阳，到达瓦房店，再从瓦房店找了一辆拉货的汽车把我带到了大连。
“回家以后，我没看见我姐姐，我也没敢问。
“后来我后妈告诉我，从山东来了几个坏人，把你姐姐拐走了，到现在死活不知。
“又过了些日子，接到了我姐姐的来信，寄来一张穿军装、戴大盖帽的照片，原来她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是教导队的一名文化教员。
“那时候部队里，有高小文化的都算知识分子了，那些学员，不管是连长、营长、还是团长，见了我姐姐都要打立正，喊张老师好。
“我要是参加了南下工作团，该有多好，兴许还能看见我姐姐呢。何苦回家，遭这种窝囊罪哪！
“我后妈一看，走了他姐，来了他弟，这回，家里的活儿又有人干了。从此，她就又抄起藤条，开始训练我怎么做事、怎么做人。从此我头上的包就没断过，除了针线活儿不干，什么活儿都得干。